毛泽东晚年思想的捍卫者

——老左派思潮

第一波：“两个凡是”与真理标准的交锋

毛泽东晚年的思想政治遗产，由一批左派人物继承下来，一般称他们为老左派。之所以如此称呼，是为了与后来出现的新左派相区分。

老左派观点的核心内容有三条，一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二是公有制，三是计划经济。近年来，老左派阵营中比较极端的人高调支持“文化大革命”以及毛泽东晚年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老左派抵制改革开放的抗争，贯穿了改革开放全过程。

老左派阵营不是清一色。有些人一直坚守毛泽东的信条，无论是穷是达，始终不弃。你不一定赞同他们的观点，但这样的人格值得尊重。另外有些人则是翻云覆雨，随时变脸，利益算计，深浅莫测，这就另当别论了。

当然，不论动机如何，他们都有表达自己主张的权利。

30多年来，老左派的抗议声无日无之，但就其影响力和波及面而言，有四波较大的浪潮。

第一波是“两个凡是”与真理标准的交锋。在这一波斗争中，汪东兴是主要代表人物，华国锋也负有相应责任。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两报一刊联合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时候，每天忙于柴米油盐的老百姓，并没有在意社论中这样两句话：“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毛泽东刚刚去世几个月，造神运动的余威还遮蔽着大伙儿的思考。这都是日常听惯了的老调，有啥稀奇？然而，日夜思虑国家大计的一些高层敏锐的人士，看出其中玄机。这篇社论是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汪东兴交给宣传口负责人耿飚的，强调不准动一个字。耿飚在议论这篇文章的时候说，如果按照这篇文章办事，粉碎“四人帮”等于白搞了。但还是要服从上级。《人民日报》发表这篇社论用了特大号字体，全国各地报纸也在同一天用同样字体转载这篇社论，一望而知来头很大。此文经过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批准。此为“两个凡是”正式出台。

“两个凡是”不只是说说而已。著名党史专家、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韩钢在《炎黄春秋》2011年2月号和3月号发表长文连载《关于华国锋的若干史实》。该文说，2月8日，经华国锋批准，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坚决打击政治谣言的通知》，22日又批转《全国铁路工作会议纪要》。两个文件认定：“在一些地方，出现了攻击诬蔑中央领导同志的大标语、大字报。现在社会上还流传不少政治谣言”,“政治上十分反动，恶毒攻击已经去世的和现在的中央领导同志，妄图蛊惑人心，煽动群众，挑拨离间，分裂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文件要求：“对攻击毛主席、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要坚决镇压。”根据这两个文件，各地都抓了一些人，把质疑毛泽东的声音压了下去。据一些材料称，逮捕“四人帮”之后，全国处以死刑的所谓“反革命分子”达44人。对这一事件，韩钢的文章说：“华有一个最大的错误，即1977年对所谓‘反革命谣言’的处置。”

华国锋当时的思想状况处于波动当中，比较复杂。韩钢根据近年新披露的史料说，华国锋对于邓小平出来工作，还是支持的。韩钢在文章中引述吴德的口述说，1976年10月逮捕“四人帮”之后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在讲话中提出请邓小平出来工作。另外，1977年1月6日，华国锋在政治局会议上讲话说：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在揭批“四人帮”的过程中，有些正在澄清，出来工作的问题，应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

当时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的思想是最为开放的。1977年3月10-22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会前，叶剑英对文件起草人说，天安门事件是冤案，必须平反；对邓小平的提法要写得好一点，为邓小平出来工作创造有利条件。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王震等人发言支持叶剑英的意见。

相比华国锋而言，汪东兴维护毛泽东晚年思想的立场则很强硬。当时全国正在开展揭批“四人帮”的运动，一些媒介发表文章批评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和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两篇文章。1977年2月4日，汪东兴批示说，这两篇文章是经中央和伟大导师毛主席看过的，不能点名批判。汪东兴将这一指示发到所有宣传机构，给媒介和理论界扣上了紧箍咒。

韩钢的文章说，“两个凡是”刚刚出来的时候，邓小平并未注意。是朱佳木注意到了这个提法，对邓力群谈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邓力群接着找王震，对王震说：你知道“两个凡是”吗？这是冲着邓小平来的，是不让邓小平出来工作。于是，王震就去见邓小平，谈了“两个凡是”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于4月10日给华国锋、叶剑英写了一封信，提出用完整的准确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邓小平的意思是，不能把毛泽东的片言只语当做处理问题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