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继绳 对当代社会思潮的几点看法

马立诚在发言中提出，除了介绍居于主导地位的邓小平思想之外，还介绍了老左派思潮、自由主义思潮、新左派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思潮、新儒家思潮、民粹主义思潮。我认为，这些思潮是存在的。

社会思潮不等于学术思想。但每一种社会思潮可以从某种学术思想中找到思想资源，每一种学术思想也可以从社会思潮中吸取营养。社会思潮有两个特点，一是流行性，是一时流行的，因而也会随时间而变动的；二是民间性，不是官方的，但会受到主流动意识形态的影响，也会影响主流意识形态。

我在2001年发表的《跨世纪的争论》一文中写道：“当今，在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两侧，有两种思想派别进行着激烈的论战。右侧是自由主义，左侧是新左派。这场论战已经进行了两三年，目前有愈演愈烈之势。”这篇文章反映的是十多年以前的情况。时过境迁，最近十来年，社会思潮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第一，可以公开讲宪政民主了。十年前，我把《跨世纪的争论》给李慎之看，他在2001年1月13日给我写了一封两千多字的信。他在信中最后说：“自由主义者与新左派还有一个差别，前者主张制度创新，其实也就是西方已有的‘民主宪政’，但是他们不敢说出口。后者则根本无纲领，或者其纲领就是激烈批评自由主义。”那时，李慎之说“‘民主宪政’说不出口”，为什么说不出口？当时的政治条件不允许。不久，广东的一位左派拿到了我这篇文章和附在后面的李慎之的信，他好像抓住了“重要罪证”，连呼“好东西，好东西”。他写道：“在自由主义者还说不出口的时候，如果我们还三缄其口，不用多长时间，他们就会说出来了！”他号召共产党员起来批判“民主宪政”，不要让自由主义者“说出口”。2006年，贺卫方在杏林山庄的一个会上真的“说出来了”，我当时在场，为他鼓掌。会后，就掀起了一场对“西山会议”的围剿。今天，不仅可以在会上说“宪政民主”，也可以写成文字，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变化。这个变化是社会状况变化的结果，也反映了十年来社会状况的变化。

第二，竟然公开肯定“文革”了。十年前，老左派否定“文革”，但肯定1950年代；而新左派由于没有经历毛时代，不知道毛时代中国人的生存状况，只是模糊地“把毛抽象为一种社会公正的符号”，他们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肯定毛、崇拜毛的，但没有人提出回到毛时代。今天，似乎“文革”的伤痛已经痊愈，回到毛泽东时代，回到50年代，甚至搞第二次“文革”的言论也可以公开说了，而且是高调门地说出来了，公开为“四人帮”平反的话也说出来了。

第三，各派均有分化。有的自由主义者转向了左派，有的左派转向了自由主义，但是，自由主义的分化似乎更厉害一些。这反映出十年来政治体制改革的停滞，自由主义的处境恶劣了。同时，自由主义和左派的诉求也和十年前不一样，这与大家关注的变化要关，因为社会问题的焦点变了。

第四，社会思潮更加多元化了。十年前，新左派（包括老左派）和自由主义两军对垒，今天社会思潮多达八种，也许还更多。例如，国家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即纳粹），也是存在的。这也许是近十年来利益多元化、社会角色多元化在社会思潮中的反映。

从政治制度设计来看，八大思潮可归结为两大思想体系。上述种种思潮表现为价值层面、文化层面、社会诉求层面，但从构建政治体制来看，从人类的社会实践看，不能说有一种思潮就有一种制度追求。我认为，从制度构建这个角度看，只能有两大思想体系：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一旦进入制度层面，其他种种社会思潮都会汇集或依附在这两大思想体系之中。

这里说的个人主义，与利己主义、自私自利不是一个概念，它是与集体主义相对立的概念。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相对应；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相对应。个人主义和利他主义相结合，这是西方文明的根基，是基督教的核心教义，也是产生于西方文明并促进西方文明发展的动力。波普尔认为，“在人类道德的发展历程中，还没有其他跟它一样如此有力的思想。”“个人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把人当作人来尊重，就是在他自己的范围内承认他的看法和趣味是至高无上的。纵然这个范围可能被限制得很狭隘，也就是相信人应该发展自己的天赋与爱好。”个人主义者认为，无缘无故地压制别人的任何能力都是错误的。基督教徒会说，其错误就在于违背了上帝对人的设计。只要除去自由运用人类天才的阻碍，人很快就能满足不断扩大的欲望。个人活力的大解放，其结果是生产力的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