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症患者（第3/4页）

现在出来打工的人都没有想那么长远，他看不到以后是什么样子，他看不到希望，所以，过一天是一天。80后还在想以后怎么办，90后根本不会想以后怎么办，只要眼前过得好就行。都是想干了干，不想干就不干，拍屁股走了。说白了，工资太低，加班又多，非吊死到这儿有啥用？像我们这些年龄大的，就被炕到这儿（炕到这儿：意指被局限在一个地方，没有去处。）了。自己心事大，想不开，干熬煎。

坐在“工友之家”的一个角落里，丁建设断断续续地给我聊他现在的状况。他的相亲经历，他的工资，他对厦门的感受，他对工作的看法，他还去学习心理学课程。他在努力打开自己，使自己适应这个社会。然而，他的眼睛，还是疲倦而无奈的。他要离开厦门，再在这儿待下去已毫无意义。厦门与他，他与厦门，始终没有任何关系。他想找结婚对象，没有可能；他想涨工资，没有可能；他想交朋友，没有可能；他想找到光亮，光亮离他还很远。他像被悬置在半空里，被锁在一个封闭的玻璃罩里，看不到希望，也找不到可以下落的位置。最终，在厦门，他成为一个非典型性“孤独症患者”。

“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自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在现代都市的存在方式反而最典型地体现了现代人在精神上的贫乏状态。这是一个孤独与疏离的时代。这一批城市流浪者无法战胜疏离、劳累和孤独所带来的摧残性忧郁，无法战胜无用感、无根感和自卑感。

在与厦门一家电子公司人事资源部的主任聊天时，我问他工人的文化生活是否能够得到有效的推进，能否对工人的心理空间和生存空间有帮助。这位一直积极参加国仁“工友之家”活动并试图在工厂实践的年轻人坦率地回答我，非常非常难。从理论上，并不是所有的老板都是万恶的资方，有些老板也希望工人能够得到提升，能够在工厂安心干活。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会遇到种种困难。这位年轻管理者在厂里一直鼓励年轻工友，尤其是高中毕业的人报考自学大专，学习法律、行政管理、计算机等。他负责帮助购买书本、帮助选择学校等具体事务，并且，还经常请一些愿意做公益事业的大学老师或专业人员给工友培训、做讲座，希望能够激发他们学下去的愿望和信心。三年多下来，他这个自考班的学员从二十位减少到五位，只有一位拿到了毕业证。工人流动快是一个原因，一旦换了工厂，没有了氛围，就无法坚持下去。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工作时间太长，无法保证工人的学习时间，这是最现实的问题。工人必须依靠加班挣钱，一天十个或十二个小时的工作量后，很难再捧起书本去读书。一个更现实的原因是，即使他们拿了大专证甚或本科证，对他们的职业前途帮助也不是非常大，很多时候，这一努力是无效的。所以，现在，他的这个自考班基本上停滞了。

他给我找了十来位工人聊天。其中几位工人都是大专毕业，有学新闻的、电子的、计算机的、行政管理的，毕业之后，没有一个从事所谓的专业，都进了工厂。另外几个则多是初中毕业或高中毕业，毕业后直接来到南方，在不同的工厂之间流转。在这个工厂，一天工作十小时左右，能拿到两千到两千六百元。我问他们是否还想参加自学考试获得一个文凭，几位大专毕业的年轻人都略带嘲讽地笑了。他们都拿过文凭了，有什么用？其中一个年轻的男孩低声说：“哪有心情学习啊，我那个拉钢丝的活儿干一天下来，都快累散架了。再说，在学校都是个坏学生，成天不摸书，出来再去读，肯定不行。”

真是一语道破天机。读书、学习和思考，对这些年轻人来说都是非常遥远的事情。

这些“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城市非常典型而庞大的一个群体。（据统计，仅在河南，新生代农民工就有1500万之多。“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称谓是201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首次被使用的，主要是指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出生的，在城市务工的农民。他们目前已占农民工总数的70％。）在北京的一所高校，我举办了一次工友座谈会。在交流中，我发现年轻打工者和中老年打工者的心态有很大不同。

中年夫妇有强烈的愿望和清晰的目标，他们就是要给儿女挣钱，让儿女上学，回家盖房，等儿女长大结婚，回家抱孙子外孙。对城市，他们有一种外来者心理和暂居心理，并不过多考虑其他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