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彭国梁 《创作》主编
1998.5.15 长沙英才园
彭国梁是我的老朋友。我认识他时，他还在《湖南电视报》当记者，后来他成了《创作》杂志主编。他是热心肠，为人风趣，大胡子的男子汉，写起文章来却很秀气。我也记不得他写过我多少篇“印象记”了，反正大报小报上都有。这篇对话是惟一的一篇正儿八经谈文学的对话。我们在一起时不谈文学，我们愿意轻松聊天。
问：又有好久没见面了。你总是那么忙，不敢打扰你。听说你的文集要出版了，这是一件大喜事，能否简单介绍一下这套书呢？答：《残雪文集》共有四卷，每卷三十多万字，全部是小说，按年代划分，后面还附有作品目录，国内外部分评论，评论目录。此书面向的读者为文学爱好者，文学青年，以及文学研究者。文集的出版颇费周折，曾与几个出版社谈过，未能谈好，直到去年，终于由独具慧眼的湖南文艺出版社编辑萧元要去，经社领导通过发稿，目前正在印刷之中。这套书的出版是我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我相信它一定能满足读者的期望。从最初发表作品到今天，十三年已经过去了，这套文集反映了我走过的路程。
问：你的第一篇处女作《污水上的肥皂泡》发表于《新创作》，并立即在文坛产生影响，能否谈谈你当时的创作状态？
答：《污水上的肥皂泡》于一九八五年写成，通过作家何立伟、王平等朋友的介绍，得以在《新创作》上露面。这件事对于我本人来说是一个惊喜，一个意想不到的成功。我一贯在创作上很自信，但对于发表一事却比较悲观，总认为很难有人真正理解我的作品。使我惊奇的是，当时《新创作》杂志的负责人之一张新奇在我当时还无人所知，并且又文风特别冷僻的情况下，不拘一格地选发了我的处女作，这对我后来创作的迅速发展毫无疑问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污水上的肥皂泡》是一个寓言似的故事，讲的是一个人如何蓄意杀母，最后将母亲变成了一盆污水。小说的整个氛围十分阴森，透露出一种颠覆的决心。可以说，这篇处女作是我在中国文坛亮出的姿态。
问：有人说你的小说是当今文坛上最为怪诞的小说，我倒认为可以从你的一些小说中读出一种正常、一种强健的个性来，例如《公牛》《旷野里》《天堂里的对话》《天窗》，包括你的近作《新生活》《美丽的玉林湖》《变迁》等，都非常富有诗意和情感的逻辑。不知你是如何看待怪与不怪之间的界限和联系的？
答：首先谈怪与不怪的界限。一般来说大众公认，约定俗成的东西为不怪，标新立异，走在大众认识前面的东西为怪。就纯艺术来说，最忌讳的恰巧是前者，因为艺术的本质是创造。每当一种新的艺术出现，必然有一段为大众适应的过程，这过程或长或短，在大众没有适应的时候就会以为怪。但如果是真的艺术，并且有人读它，又站住脚了，那就会变成新的传统。艺术有传统的根源，但决不等于传统，因为它是个人的超越。别人说我的小说怪，我把这看作对我的肯定，也许部分持这种看法的人并不自觉，但这不要紧，我有耐心，终究会有一部分人认识我的特殊的、超前的创作个性的。再讲二者之间的联系。我所做的工作，是向内探索人的灵魂的工作，我所达到的深度到目前为止达到的人还不多，所以我一旦将人的灵魂深处（首先是自己）的东西展示出来给人看，很多人就会觉得陌生、不习惯、不舒服，而以为怪。实际上那正是最普遍的人性，每个人都具有的东西。所以我在写作时的文风是越来越不动声色，越来越排除了主观的褒贬了。敏感的读者也许会感到某种幽默，某种隐秘的激发，那是上帝的眼光，是文中的诗意。我希望我的读者保持对“怪”的东西的好奇心，不要轻易地就放弃，以此来说明自己还没有丧失活力，满足于躺在传统上睡大觉。
问：经你这样一解释，也许我再去读你的作品又会有一些新的收获。确实，保持好奇心，克服人固有的懒惰和惯性在阅读时十分重要。我再问你一下，从我同你之间十几年的交往来看，我觉得你很平易近人，而且你以前当过个体裁缝，因此可以说，你有“俗”的一面，但为什么你写的东西无一例外的全是一些看似与大家公认的现实相距甚远的、特别“雅”的作品呢？你如何处理自己与你周围的这个世界的关系？
答：我想，我之所以专门写“雅”的作品，恐怕并不是因为我这个人不太俗，而恰好是我的本性非常俗，对俗事非常关心，有兴趣的缘故吧。我刚开始创作那几年，还担任着家中的缝纫工作和家务，每天和顾客打交道，处理同徒弟的关系，上街买菜。直到后来生活好了，才把这些工作交给丈夫。我并不觉得自己在本质上与那时有大的不同。当然随年龄增长，我学会了一些保护自己的技巧。现在我基本上同文学界的人保持距离，以便潜心创作。但我有我的独特的深入生活的方式，我使自己处在我称之为“中间地带”的环境中，这环境有点像个安全岛，这样我可以伸缩自如。我这种封闭同一般人理解的封闭不同，我更愿意将它说成“间接联系”，因为直接联系是我敏感的个性难以承受的。我也设想过，如果自己同外界勤联系的话会出现什么局面。我想那会非常的烦恼，为克服烦恼就拼命写，到了四十多岁就告别人世。我不想四十多岁就死，我想活八十多岁，到那时候还能写。至于我是如何与外界“间接联系”的，你可以猜想得到。所以我很同意巴金老人说的，要允许作家以自己的方式深入生活。我不认为为了写一篇作品去下乡、下厂是最好的方式，当然也有很多人认为那是最好的，各有所爱。我认为作家应写自己最有感受的东西，没有感受，或感受枯竭了最好不写，写出也不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