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生活变成艺术

自从艺术同我之间的纠缠变得不可解脱之后，如何样获得一种宁静的心态便成了我生活中的首要大事。

一九七九年我生了孩子，失去了工作待业在家。整整两年多我忙于带小孩，那青年时代热烈的文学之梦只能深深地藏在心底。接着就面临寻找职业的阶段。当时我对理想职业的考虑是这样的：我希望找到一种职业，能够免去种种令我感到恐怖的人际关系，尤其是能免去政治学习。这种职业也许赚钱很少，但责任心也不大。那是一九八一至一九八二年，我找不到这样的工作。我曾盼望去省政协做烧开水的勤杂工，但等来等去的终于没能轮到我。何况烧开水也不一定好，也要参加政治学习，有时还要看领导的脸色，而那些领导的脸，实在不好看。我为什么要寻找这样的工作呢？当然是因为我特异的个性，更是因为我要从事艺术工作。人要进行真正的艺术创作，就一定要有一种宁静的心态，至少一天之内要有这样一段时间。为达到这种心态，人必须要能免去许多后顾之忧（或日战胜烦恼），如果成天纠缠在龌龊的人际关系中提心吊胆，就会影响创作的信心。当时我并没达到这种清醒的认识，但我感到了这一点。

有一天，我在走投无路之际脑子里冒出了一个念头：学缝纫。对，为什么我不能学呢？这是一门可以解决生活费用的手艺，只要有恒心，我不信我就学不会。退一步来说，即算我最终没能学会，也可以帮人补补衣服，锁锁三线边什么的，我看见有的妇女就是以此为生。接着我又想到我丈夫，他是个优秀的木工，做木模家具是看图纸划线，做服装不也是同样道理吗？我越想越兴奋，正好家中有台缝纫机，我马上动手拆旧衣服，拆完再缝上，反反复复地练习。在我的带动之下，丈夫也开始钻研裁剪书。当时他在一个仓库搞维修工作，那是种“磨阳寿”的工作，没事干领导也不让回家。所以他白天干完活就在维修房关上门打瞌睡，晚上回来用报纸裁纸片。

那时我们的物质生活是多么贫乏，多么辛苦，然而精神上是多么振奋啊。对未来的憧憬激励着我：成为自食其力的小业主，万事不求人，不找关系，凭手艺过日子，与此同时获取搞艺术创作的条件。缝纫不是一门容易学的手艺，既需要韧性又需要灵性。我记得有多少个夜晚，我们为了攻克难关，一直工作到凌晨三四点；还有一次因遇上难题，竟连三岁儿子吃饭的事都忘了，为此自责得夜间失眠……其中的艰辛自不必细说。

工夫不负有心人。六个月之后，我们用铝板做了个小招牌吊在窗户下面（当时住三楼），开始正式承接服装了。我记得第二个月就赚了六十多元钱，合丈夫两个月的工资。此后当然越做越发。丈夫的裁剪技术与众不同，很受欢迎，我则比较擅长于为顾客设计合体的式样。最为繁荣的时间，我们在家带了四个徒弟一起干。我们在门上安了那种最原始的电铃，顾客一按，它就发出如鸭公一样的怪叫。在我听来，这噪声是世界上最美好的音乐，它代表了自由、希望和心境的平和。快四岁的儿子每次听到这噪声就兴奋得不行，撅着小屁股用力跑，抢在人前去开门。啊，我终于从人际关系的恐怖中脱离出来了，这不是我梦寐以求的吗？

我的处女作《黄泥街》的创作，就是在这样喧闹的环境中开始的。那大约是承接服装不到一年之际，我的自信心空前的高涨，前途闪闪发光。白天忙忙碌碌，人来人往，一边脑袋里塞满了衣服尺寸，我就用另一边脑袋创作。我见缝插针地将草稿写在一个旧笔记本子上头，到了夜间再一一誊清。我在创作之际发现了一件怪事：我似乎是有某种特异功能，能够营造难以理解的、但决不是毫无意义的意境。凡是那些笔比自己先行，不加构思的文字，一定是最为成功的（当然这“成功”也只能意会）。莫非我身上积存了无数老祖先的深层记忆？莫非我个人的生活和职业只是表面的，一切都是为了协调那古老的宝藏源源不断地流出？创作越深入，这种感觉就越强烈。比如我在写作时并不十分惧怕外界的干扰，我的思维常常可以在两界之间自由地穿梭，刚刚为顾客量完尺寸，设计好式样，马上又可以回到桌边去写。似乎一切都与表面的、理性的构思无关，另有一种现成的构思在黑暗的深处，只要我有力量沉到那黑暗的底处去搅动，它就会出乎意料地浮上来。我不清楚我写下的是什么东西，我只知道（一种奇怪的预感能力）我应当执着于这个，这是最好的，从未有过的，将来总会有人将它解释出来的。起初，在中篇《黄泥街》的写作中，我的创造还没有彻底摆脱理性介入的痕迹，待到这一篇完成之后，我就觉得自己已经走向了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