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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社会之前，我对“社会”这两个字有点莫名的恐惧。那源于二十几年的人生经历之外，我懂得上学是什么样子，但不懂工作是什么样子。很多成年人都竭力描绘它的复杂，又没有一个能说得清，能分明地告诉一个22岁的女孩，7月毕业之前的日子和之后的日子到底有什么不同。他们也懒得说，因为反正他们不会再踏入校园，而我们早晚要走入社会。

　　我就这样带着半分茫然半分敬畏来到了文艺社。

　　文艺社是新中国成立初就成立的老资格出版社，因此社址在北京二环里，以至工作后我就暂时住回了灯花胡同的小院，有种扑腾半生回到原点的感觉。周围都是寸土寸金的高楼大厦，在它们的俯视中，文艺社执拗地老派着。灰灰的墙，半壁爬山虎，白漆的牌子上写着国家领导人题的社名，第一天站在文艺社的面前，站在我未来开始的地方，我有点说不上来的沮丧，这儿和我所有的想象都不同。我不知道多少人畅想过“长大后”这个伟大的时间状语，又有多少人实现了小时候的豪言壮志，我想可能大多数都没有，我们就像被庞大海水覆盖的水滴，没有挣扎出一个泡沫，就消失掉了。

　　我被分在了宣传部，我的领导是朱主任，一位快50岁的大叔，他人很和气，按社里其他人的话说就是一副无欲无求的退休相。到他这个地步，没有升的可能，也就没了争的斗志。大概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遗留下来的毛病，凡事朱主任都爱拿“社领导说”做开头，一片红心向着社长的感觉。作为宣传部主任，他永远背着一个相机，有机会就给社长照相。这马屁拍得有点惨不忍睹，但他仍然乐此不疲。

　　这些都是我们部门比我早来两年的张姐告诉我的，社长的履历、社助的文凭、谁有背景、谁离过婚、谁和谁好过……我来了不到一个月，整个社里的关系就在她的帮助下全搞清楚了。朱主任和张姐都对我不错，他们叫我“小谢”，这是我从小到大没有过的称呼，以前要么被老师同学喊作谢乔，要么被室友发小喊作乔乔。开始时朱主任还为此讲了个笑话，他说每次叫我，都想叫小乔而不是小谢，小乔初嫁了嘛。这笑话很蠢很冷，但我还是自然地配合着笑了，就像我自然地配合着成为小谢一样。

　　说起来我的工作真不忙，每天最重要的事就是给办公室打一壶开水，然后保证一天的供应。这活之前是张姐做的，我来了之后就换成了我，过两年社里再来新人的话，就会再换成他。整个文艺社都是以这样的节奏工作着的，刚开始我也充满干劲，想做点什么，想去开拓新的选题，拜访很牛的作家，而很快我就被拖入了这种固有的节奏中。就像是一个崭新的齿轮被装入一块陈旧的钟表之中，它能做的只是慢慢变锈。

　　我读了那么多年的书、我引以为傲的大学、我积累了许久的畅想，从那一刻起都失去了效力，对我来说，社会教会我的第一件事就是，它会剥去十几年教育给你穿上的那件外衣，然后肆意地重塑你。

　　我被塑造成了一个坐在堆满书的办公室里，每天早上准时打一壶开水，然后坐下来看网上的各种新闻，在本社出版的图书之外顺便读读《鬼吹灯》什么的天涯热帖，然后到点关机下班回家的小编辑。

　　而徐林和娜娜的工作与我完全不同，她们每天都很忙，徐林不辞辛苦四处接活，四处跑发布会，恨不得满北京的娱乐版都是她的稿子。娜娜在台里天天开会，做前期盯后期，她跟我说现在她的偶像是哪吒，因为三头六臂、多手多脚。我们明明在同一个社会形态里，却过着这么截然不同的生活，不知道是不是用政治题里常说的中国特色才能最终解释。

　　我忍不住跟秦川抱怨作为一个社会新人却有力气没处使的小沮丧，秦川安慰我：“她们是娱乐圈的人，和你又不一样。”

　　“可是很充实啊！我现在都不知道每天做的事有什么意义。”

　　“乔乔，那你想做什么呢？”

　　他把我问住了，我对现在不太满意，可究竟什么能让自己满意我又说不出来。上学的时候我不羡慕任何人，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成就，我也只是简单地说一句“好厉害”而已。虽然没有任何凭据，但我天然地认为我的未来是无限的，无限到所有已知的成功都不能打动我的地步。那时我们都这样，这大概就是未知的魔力。而当所有的未知尘埃落定，不光洁亦不明亮，巨大的茫然便立即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