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夜

通常情况下，这时的天早就黑透了，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伸手不见五指。而那一天不。那一天的晌午过后突然下起了大雪，大雪一下子把村庄弄得圆鼓噜嘟的，一片白亮。黑夜降临之后大雪止住了，狂风也停息了，我们的村庄就此进入了阒寂的白夜，有些偏蓝。我无法忘记那个夜，那个雪亮的严寒夜空居然像夏夜一样浩瀚，那么星光灿烂了。我知道，雪光和阒寂会导致错觉，有时候，雪光就是一种错觉，要不然怎么会偏蓝呢？而阒寂也是，要不然我怎么会战栗呢？

张蛮在我家的屋后学了三声狗叫。我的心口一阵狂跳，我知道我必须出去了。张蛮在命令我。我希望这时的狗叫是一条真狗发出来的真声，然而不是。张蛮的狗叫学得太像了，反而就有点不像狗了。张蛮不是狗，但是我比怕狗还怕他。

我悄悄走出家门，张蛮果真站在屋后的雪地里。夜里的雪太白了，张蛮的黑色身影给了我触目惊心的印象，像白夜里的一个洞口。

张蛮说：“他在等你。”

张蛮的声音很低，他说话时嘴边带着白气，像电影里的火车。那种白气真冷，它加重了张蛮语气里的阴森感。我听了张蛮的话便跟着他跑了。

张蛮所说的“他”是李狠。与李狠比起来，张蛮只是李狠身边的一条狗。

我跟在张蛮的身后一直走到村东的桥头，一路上我都听着脚下的雪地声，格棱棱格棱棱的，就好像鬼在数我的步子。

李狠站在桥头等我们，他凸起的下巴也就是他的地包天下巴使他的剪影有些古怪。他的下巴有力，乖张，是闭起眼睛之后一口可以咬断骨头的那种下巴。

李狠的身后三三两两地站了五六个人。他们黑咕隆咚的，每人都是一副独当一面的样，合在一起又是一副群龙有首的样。

张蛮把我领到李狠面前，十分乖巧地站到李狠的身后去。

李狠说：“想好了没有？”

我说：“想好了。”

我是一个外乡人，去年暑期才随父亲来到这座村庄。父亲是大学里的一位讲师，但是出了问题，很复杂。要弄清他的问题显然不那么容易。好在结果很简单，他被一条乌篷船送到乡下来了。同来的还有我的母亲，我，两只木箱和一只叫苏格拉底的猫。一路上我的父亲一直坐在船头，他的倒影使水的颜色变得浑浊而又忧郁。我们的乌篷船最终靠泊在一棵垂杨树的下面，这时候已经是黄昏了。父亲上岸之后摘下了眼镜，眯着眼睛看着西天的红霞。父亲重新戴上眼镜之后两只镜片上布满了天上的反光，在我的眼里他的眼前全是夕阳纷飞，又热烈又伤悲。

当天晚上我们临时居住在一座仓库里。仓库太大了，我们只占领了一个角落。一盏油灯照亮了我的父母和那只叫苏格拉底的猫。仓库的黑色纵深成了他们的背景，父母的脸被灯光弄成了一张平面，在黑色背景上晃来晃去。父亲又摘下了眼镜，丢在一堆小麦上。父亲说：“村子里连一所小学也没有，孩子怎么上学呢？”没有学校真是再好不过了，至少我就不用逃课了。母亲没有开口，过了好半天她吹灭了那盏小油灯。她的气息里有过于浓重的怨结。灯一下子就灭了，仓库里的浓黑迅速膨胀了开来，只在苏格拉底的瞳孔里头留下两只绿窟窿。

为了办学，为了恢复村子里的学校，我猜想父亲一直在努力。在得到村支书的肯定性答复后，父亲表现出来的积极性远远超过了我的母亲。尽管村支书说了，我的父亲只在我母亲的“领导”与“监督”下“适当使用”。父亲拿了一只小本子，挨家挨户地宣讲接受教育的作用与意义。父亲是一个寡言的人，一个忧郁的人，但在这件事上父亲像一个狂热的布道者，他口若悬河，两眼充满了热情，几十遍、上百遍地重复他所说过的话。父亲站在桥头、巷口、猪圈旁边、枫杨树的底下，劝说村民把孩子交给自己。父亲逢人便说，把孩子交给我，我会还给你一个更聪明的孩子，一个装上马达的孩子，一个浑身通电的孩子，一个插上翅膀长满羽毛的孩子，一个会用脑袋走路的孩子！

父亲的努力得到了回报。父亲与我的母亲终于迎来了第一批学生，加上我一共二十七个。这里头包括著名的张蛮和伟大的李狠。父亲站到一只石碾子上去，让我们以“个子高矮”这种原始的排列顺序“站成两队”。父亲的话音刚落，李狠和张蛮立即把我夹在了中间。李狠面色严峻，而张蛮也是。我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很机密，很投入，意义很重大的样子。我不知道他们想干什么。我反正是不会到他们家锅里盛米饭的。

父亲从石碾子上下来，让村支书站上去。村支书站上去说了几句蒋介石的坏话，又说了几句毛泽东的好话，随即宣布挪出河东第三生产队的仓库给我们做教室。村支书说，他正叫人在墙上开窗户，开好了，再装上玻璃，你们就进去，跟在老师后面，“把有用的吃进去，把没用的拉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