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而温暖的死

跟往常一样，我早上九点起床，一边听收音机里的调频音乐，一边烧水煮咖啡，烤面包片。猫始终在脚边绕来绕去。于是趁间隙给猫添换清水，喂了猫粮。天色阴沉，就像开着的没有信号的电视屏幕。

现在是10月，我开始这样的生活已经有三个月。吃完早餐，我点燃一支烟，哗啦哗啦翻动新到的晨报。一个字也没看进去。国际新闻，国内新闻，体育新闻，娱乐新闻，全都像倒入没有底的杯子的水一样。

我发了一会儿呆，然后起身拿起无绳电话，在沙发上坐下，按动号码。

“……是我。”我说。

“嗯。”她在银行工作，话筒里有自动点钞机的点钞声。听来竟如某种雨声。

“今晚到我这儿吃饭？”

“对不起——”

“有事？”猫从什么角落钻出来，跳上沙发，在我身边径自躺下。

“事倒没有，”她压低声音，“但那个来了。”

“哪个？”

“那个嘛。”

是月经。我明白过来。我这人反应经常慢一拍。

“哦……不过，那个跟吃饭有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吗？”她反问道。

我不知该说什么好。点钞机雨声结束，随之响起沉甸甸的钞票捆扎声。

她满意地叹口气，“来就是了。菜我去买。”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

“对了，有件事。”我说。

“什么事？”

“昨晚我好像看到她了。”

“她？”

“她。”

话筒好像瞬间冰冻起来一般。她知道我说的是谁——我们共同认识的熟人只有一个。她一阵沉默，她在思考，同时回忆。这世上确实有各种各样的沉默。

“你是说她……”停顿片刻，她接着说，“在哪儿看到的？”

“怎么说好呢……电话里一下讲不清楚。”我用大拇指摸猫的脖子。

“那……晚上见面再说吧。”她说，“现在忙得很。”

“也好。”

她好像还有什么话要说，但未能顺利出口。我们互道再见，挂断电话。我在沙发上又坐了一会儿，放下电话后我觉得自己似乎老了一点。

我7月份同妻子办了离婚手续。8月份辞去了在报社的工作。从9月份开始在一家民办夜校教英语。这一切就像倒下的多米诺骨牌似的顺次发生。现在隔天上一次课，工资低得可怜。但一个人活下去没问题。白天则在家写作。写长篇小说。

她是我夜校上课的学生，在一家商业银行做柜员。但其实在夜校之前我们就认识了。是报社的一个女同事介绍的。她们是好朋友——至于好到什么程度我不太清楚。三个人一起吃过几次夜宵。后来我和她单独约会了几次。又一起睡了几次。很显然，我们都彼此喜欢对方，但未来究竟怎样，两人都心中没数。

“为什么离婚？”有一次她问我。

“因为辞职。”简明扼要。

“为什么辞职？”

“因为想写东西。”

“报社不就是写东西吗？”

“想写不一样的东西。”

“什么东西叫不一样？”她好奇心算重的。

“具体说就是写小说。只写小说。”

她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写小说有趣？”

“没有想的那么有趣。”

我给她看过自己发表在刊物上的几篇短篇小说。她认真地靠在我肩上看了，看完没有说任何感想。我也没问。

昨晚上课她没来。她去参加一个高中女同学的生日聚会去了。因为拖了一会儿堂，九点半上完课，末班车的时间已经过了。夜校上课的地方离我住的地方有五站路。说近不近，说远也不远。我决定散步回去。秋天城市的夜晚散发出古代银币般的清凉气息。路过一座不大的街心公园时，我停下脚步，在长椅上坐下抽烟。我想在这美妙的夜色里多待一会儿。我已经离婚，没有人在家等我，我也不用等任何人。我一边抽烟一边发呆。路灯下的街道看上去俨然某出古希腊戏剧的舞台。

大概过了十多分钟，就在我抽完烟，准备站起来的时候，我看见了她。她正在过马路。从走路的姿态看，她很像是我以前在报社的一个同事——就是介绍我跟银行女孩认识的那个。正当我犹豫着要不要过去确认一下并打个招呼，响起了尖厉的刹车声。她被撞得几乎飘了起来。

很快就有一群人围上去。有人在高声打电话求救。我被突如其来的变故震住了。一股凉意从脚底升起，我就像被施了魔法似的，僵在长椅上无法动弹。那到底是不是她呢？只要跑过去看一眼就能知道。但我没过去。去了也无济于事，我想。是她也好，不是她也好，发生的都已经发生，这个世界不会因为我而改变自己的进程。

我在那儿坐了不知道多久。警车来了，救护车也来了，又都走了。人群瞬间散去。一切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最终，我从长椅上艰难地站起来，招手叫了辆出租车。我脑中一片空白。回到家，我照例给猫喂了猫粮，然后淋浴。淋浴后走进厨房，倒了杯矿泉水，吃了两片安眠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