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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年夏天，赵光明局促的小屋里来了一个男孩，随之也多了一台摇着天线的电视机。两人穿着一样的汗背心，老远看过去，一个黝黑的身体撑满了它，另一个呢，背心在瘦白的身上晃荡来晃荡去，好像搭着一块干毛巾。两个人早上一道送牛奶，中午一道在白场上端着饭碗。到了三伏天车棚里是很闷热的，他们就搭了广告伞，搬来一条长板凳，躲在荫头底下吃饭。

有人路过就骂老子，光明啊，儿子来了还不吃好一点！心疼不心疼！

赵光明就从饭碗里扬起他的脸赔笑，晚上吃，晚上吃。

然而晚饭还是这么吃。

在广场舞尚未来临的那些年头，夏夜的闵珠杂货店一直是各路闲人扎堆的大本营。吃过晚饭，人们挑着牙签，往口袋抓一把瓜子，从各自车棚里拎出一只骨牌凳、一只老藤椅，或者干脆站着，一字排开在小店过道的两边，我把这些人叫作“卖不掉的甘蔗”，一根根东倒西歪地倚在墙边。兴国大伯伯，小区里出名的酒鬼，带着几个小酒鬼围聚在杂货店，常把老酒花生米搬到外面来，咪上几个钟头。他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打听当天的邻里新闻，顺带巡视下班经过的人马，和他们车篮里的菜。

赵光明就是混杂其中的一员，这里成了他最好的社交场所。他领着男孩坐在其中时，已经能懂一些方言，他笑得更投入了。老子负责在一旁傻笑，儿子则腼腆地呆坐着。不知谁问起妈妈来，赵光明笑得有点僵，好像要把自己隐进笑声后面去似的。母瓜子们得知赵光明没有老婆，一下炸开了，急得直跳脚，嚷嚷着要给他张罗一个新的，那动静简直要让全小区都知道她们的善良和热情。

光明，你就说你要个啥样子的，阿姐帮你搭桥。

要不得，要不得。

赵光明吓得两只大手举过胸前拼命摇着，身体却往后缩，一脸褶子也跟着缩回去了。过了一会又笑嘻嘻地说，我盼着我娃子上了大学再瞧哩。

男孩和我一般大，晚一年上学。我搬着一摞中学生读物过去的时候，他正百无聊赖地按着遥控器，电视里翻来覆去跳动着仅有的几个频道，雪花点满天飞。赵光明特别高兴，想招呼我坐下，挠着头转了一圈发现没地可坐，就喊男孩赶紧出来搬书，又趁机摸着儿子的头说，太不像话喽，说来放暑假，就真的一本书都莫带，一天到晚都莫事做。等男孩接过书，赵光明的眼睛又跟着书走了一会，很放心地说，好撒，有得你看喽。

男孩把书搁在床头，底下堆着好几个蛇皮袋。狭小的车棚里，除了一面被灶台熏得满是油烟的墙，其余都拿报纸糊起来了，房东不允许他再弄脏。蚊香、拖鞋和捡来的可乐瓶散乱一地。桌上堆着啤酒瓶子、塑料扇、搪瓷牙刷杯、拧干的毛巾和一些剪刀破布。那时他正在修一个别人废弃的旧沙发，预备放在过道上乘凉用。难得地，他主动讲起了话。

等娃子考上大学，有了工作，我们就回四川去喽。

第二年暑假，男孩又来了。仍是瘦白，身长却拔高了许多，染了一头黄发。早上一道送奶，下午还要一道送水——那时赵光明又接下了小区里送水的活，他门前停着一部新的三轮车，正对着旧沙发。大热天的，闵珠看不过去。

哎，光明，你送你的水，让儿子去用功读书好不啦。

他愣了一会，好撒，好撒。男孩就不用出来干活了。

我跑去问他，还有些书，改天拿给你？

他摇摇头，继续看他的电视。

我看了一眼赵光明，他很不好意思。不要就不要了吧，莫不是我看了代他去考试。他像讲了一个不好笑的笑话，一脸尴尬地赔笑。

天气转凉，小区里的小孩都开学了，男孩还挤在车棚里。人家问，小光明怎么还不回去，耽误人家学习。他只低头笑笑，由他去，由他去。再没过多久，男孩终于走了。

之后的两年，男孩再没来过。

考完试的暑假，我要去外地读大学。恰好碰到赵光明，老王拍拍他的肩，好啦，明年轮到小光明加油啦。光明，适意啊，收拾收拾告老还乡喽。赵光明摆摆手，不得行，久着呢，娃不争气。

那时我们才知道，原来第二个夏天起，男孩就辍学了。开学的那个月，他去了南方打工，再也没有回家念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