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五 章
不知道什么东西发出一阵雷鸣般的声响，接着大地微微抖动，我们听见“砰——砰——砰”的枪声。“爸爸!”哈桑大声叫喊。我们拔腿跑出起居室，看见阿里跛着脚在走廊狂奔。
“爸爸!那是什么声音?”哈桑大叫，伸开双臂朝阿里奔过去。阿里伸手揽住我们。一道白光闪起，夜空亮起银辉。又是一道白光，随后是暴风骤雨般的枪声。
“他们在猎杀野鸭。”阿里嘶哑地说，“他们在夜里猎鸭子，别害怕。”
远处传来警报声。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传来玻璃破裂的声音，还有人高声叫嚷。我听见人们从睡梦中惊醒，跑到街道上，也许身上还穿着睡衣，披头散发，睡眼惺忪。哈桑在哭，阿里将他抱紧，轻轻地抚摸着他。后来我告诉自己，我没有妒忌哈桑，一点都没有。
我们就那样哆嗦地抱成一团，直到天快破晓。枪声和爆炸声还没一个钟头就结束，可是把我们吓坏了，因为我们从来没听过街道上会有枪响。当时这些声音对我们来说太奇怪了。那些耳朵里面除了枪响再没有其他声音的阿富汗孩子当时还没出世。在餐厅里，我们挤成一堆，等待太阳升起，没有人意识到过去的生活方式已然告终。我们的生活方式，即使尚未全然终结，那也是苟延残喘。终结，正式的终结是在1978年4月，其时政变发生，接着是1979年12月，俄国坦克在我和哈桑玩耍的街道上耀武扬威，给我的父老乡亲带来死亡，开启了如今仍未过去的、血流成河的时代。
太阳快升起的时候，爸爸的轿车驶进车道。他重重地关上车门，匆忙的脚步在台阶上发出沉重的声音。接着他在门口出现，我看见他脸色挂着某种神情，那种脸色我一时辨认不出来，因为此前从未在他身上见过：恐惧。“阿米尔!哈桑!”他大喊，张开双臂朝我们跑过来,“他们封锁了所有的道路，电话又坏了，我很担心。”
我们停在他怀里，有那么一会儿，我竟然发疯似的觉得很高兴，而不管当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们根本不是在猎杀野鸭。真相终于大白：1973年7月17日夜里，他们根本就没有对什么东西开枪。翌日清晨，大梦初醒的喀布尔发现君主制已然成为历史。查希尔国王远在意大利，他的堂兄达乌德汗［1］MohammedDaoudKhan（1909～1978），1973年起任阿富汗共和国总统，直到1978年被刺杀。［1］趁他不在，发动了政变，没有多加杀戮，就终结了他四十年来的统治。
我记得隔日早上，爸爸和拉辛汗喝着红茶，听着喀布尔广播电台播送的有关政变的最新消息，我跟哈桑躲在爸爸的书房外面。
“阿米尔少爷?”哈桑低声说。
“怎么啦?”
“什么是‘共和’?”
我耸耸肩:“我不懂。”爸爸的收音机一遍又一遍地传出“共和”这个词。
“阿米尔少爷?”
“怎么啦?”
“‘共和’是不是要我和爸爸离开这里?”
“我觉得不是。”我低声回答。
哈桑想了想，说:“阿米尔少爷?”
“什么呀?”
“我不想他们把我跟爸爸送走。”
我露出微笑:“好啦，你这头驴子，没有人会送走你们。”
“阿米尔少爷?”
“什么呀?”
“你想去爬我们的树吗?”
我笑得更开心了。这也是哈桑的本领，他总是懂得在恰当的时间说恰当的事情——收音机的新闻实在是太闷了。哈桑回到他那寒碜的屋子去做准备，我跑上楼抓起一本书。接着我到厨房去，往口袋里塞一把松子，然后跑出去，哈桑在外面等我。我们穿过前门，朝那座山头进发。
我们穿过住宅区，在一片通往山丘的荒芜空地上跋涉前进。突然间，一块石头击中了哈桑的后背。我们转过身，我的心一沉。阿塞夫和他的两个狐朋狗友，瓦里和卡莫，正朝我们走过来。
阿塞夫的父亲叫马赫穆德，我爸爸的朋友，是个飞机驾驶员。他家位于一处豪华的住宅区，深院高墙，棕榈环绕，就在我们家南边，只隔了几条街。住在喀布尔瓦兹尔·阿克巴·汗区的小孩，人人都知道阿塞夫和他那臭名昭著的不锈钢拳套，谁都不愿意尝尝它的滋味。由于父亲是阿富汗人，母亲是德国人，蓝眼睛的阿塞夫头发金黄，身材比其他孩子都要高大。他凶残成性，恶名远播，人们总是避之惟恐不及。他身旁有群为虎作伥的党羽，走在附近的街道上，宛如可汗在阿谀逢迎的部属陪伴下，视察自己的领地。他说的话就是法律，如果你需要一点法律教育，那么他那不锈钢拳套无疑是最好的教具。我曾见过他用那拳套折磨一个卡德察区的小孩。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阿塞夫蓝色的眼睛中闪烁的近乎疯狂的光芒，还有他那邪恶的笑脸——那可怜的孩子被他痛击得不省人事，他竟然咧嘴而笑。瓦兹尔·阿克巴·汗区某些儿童给他起了个花名，叫“吃耳朵的阿塞夫”。当然，没有人胆敢当面这样称呼他，除非他们想亲身体会那个可怜孩子的下场：他跟阿塞夫争夺一只风筝，结果之后在路边的臭水沟打捞自己的右耳。多年以后，我学到了一个英文单词，在法尔西语找不到对应的字眼，可以用来形容阿塞夫那样的人渣：反社会分子。
“爸爸!那是什么声音?”哈桑大叫，伸开双臂朝阿里奔过去。阿里伸手揽住我们。一道白光闪起，夜空亮起银辉。又是一道白光，随后是暴风骤雨般的枪声。
“他们在猎杀野鸭。”阿里嘶哑地说，“他们在夜里猎鸭子，别害怕。”
远处传来警报声。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传来玻璃破裂的声音，还有人高声叫嚷。我听见人们从睡梦中惊醒，跑到街道上，也许身上还穿着睡衣，披头散发，睡眼惺忪。哈桑在哭，阿里将他抱紧，轻轻地抚摸着他。后来我告诉自己，我没有妒忌哈桑，一点都没有。
我们就那样哆嗦地抱成一团，直到天快破晓。枪声和爆炸声还没一个钟头就结束，可是把我们吓坏了，因为我们从来没听过街道上会有枪响。当时这些声音对我们来说太奇怪了。那些耳朵里面除了枪响再没有其他声音的阿富汗孩子当时还没出世。在餐厅里，我们挤成一堆，等待太阳升起，没有人意识到过去的生活方式已然告终。我们的生活方式，即使尚未全然终结，那也是苟延残喘。终结，正式的终结是在1978年4月，其时政变发生，接着是1979年12月，俄国坦克在我和哈桑玩耍的街道上耀武扬威，给我的父老乡亲带来死亡，开启了如今仍未过去的、血流成河的时代。
太阳快升起的时候，爸爸的轿车驶进车道。他重重地关上车门，匆忙的脚步在台阶上发出沉重的声音。接着他在门口出现，我看见他脸色挂着某种神情，那种脸色我一时辨认不出来，因为此前从未在他身上见过：恐惧。“阿米尔!哈桑!”他大喊，张开双臂朝我们跑过来,“他们封锁了所有的道路，电话又坏了，我很担心。”
我们停在他怀里，有那么一会儿，我竟然发疯似的觉得很高兴，而不管当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们根本不是在猎杀野鸭。真相终于大白：1973年7月17日夜里，他们根本就没有对什么东西开枪。翌日清晨，大梦初醒的喀布尔发现君主制已然成为历史。查希尔国王远在意大利，他的堂兄达乌德汗［1］MohammedDaoudKhan（1909～1978），1973年起任阿富汗共和国总统，直到1978年被刺杀。［1］趁他不在，发动了政变，没有多加杀戮，就终结了他四十年来的统治。
我记得隔日早上，爸爸和拉辛汗喝着红茶，听着喀布尔广播电台播送的有关政变的最新消息，我跟哈桑躲在爸爸的书房外面。
“阿米尔少爷?”哈桑低声说。
“怎么啦?”
“什么是‘共和’?”
我耸耸肩:“我不懂。”爸爸的收音机一遍又一遍地传出“共和”这个词。
“阿米尔少爷?”
“怎么啦?”
“‘共和’是不是要我和爸爸离开这里?”
“我觉得不是。”我低声回答。
哈桑想了想，说:“阿米尔少爷?”
“什么呀?”
“我不想他们把我跟爸爸送走。”
我露出微笑:“好啦，你这头驴子，没有人会送走你们。”
“阿米尔少爷?”
“什么呀?”
“你想去爬我们的树吗?”
我笑得更开心了。这也是哈桑的本领，他总是懂得在恰当的时间说恰当的事情——收音机的新闻实在是太闷了。哈桑回到他那寒碜的屋子去做准备，我跑上楼抓起一本书。接着我到厨房去，往口袋里塞一把松子，然后跑出去，哈桑在外面等我。我们穿过前门，朝那座山头进发。
我们穿过住宅区，在一片通往山丘的荒芜空地上跋涉前进。突然间，一块石头击中了哈桑的后背。我们转过身，我的心一沉。阿塞夫和他的两个狐朋狗友，瓦里和卡莫，正朝我们走过来。
阿塞夫的父亲叫马赫穆德，我爸爸的朋友，是个飞机驾驶员。他家位于一处豪华的住宅区，深院高墙，棕榈环绕，就在我们家南边，只隔了几条街。住在喀布尔瓦兹尔·阿克巴·汗区的小孩，人人都知道阿塞夫和他那臭名昭著的不锈钢拳套，谁都不愿意尝尝它的滋味。由于父亲是阿富汗人，母亲是德国人，蓝眼睛的阿塞夫头发金黄，身材比其他孩子都要高大。他凶残成性，恶名远播，人们总是避之惟恐不及。他身旁有群为虎作伥的党羽，走在附近的街道上，宛如可汗在阿谀逢迎的部属陪伴下，视察自己的领地。他说的话就是法律，如果你需要一点法律教育，那么他那不锈钢拳套无疑是最好的教具。我曾见过他用那拳套折磨一个卡德察区的小孩。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阿塞夫蓝色的眼睛中闪烁的近乎疯狂的光芒，还有他那邪恶的笑脸——那可怜的孩子被他痛击得不省人事，他竟然咧嘴而笑。瓦兹尔·阿克巴·汗区某些儿童给他起了个花名，叫“吃耳朵的阿塞夫”。当然，没有人胆敢当面这样称呼他，除非他们想亲身体会那个可怜孩子的下场：他跟阿塞夫争夺一只风筝，结果之后在路边的臭水沟打捞自己的右耳。多年以后，我学到了一个英文单词，在法尔西语找不到对应的字眼，可以用来形容阿塞夫那样的人渣：反社会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