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四章

莱拉

塔里克说他有个室友，室友的表哥曾经因为画火烈鸟而遭到公开的鞭打。他——那个表哥——对它们的爱好好像一种无法治愈的疾病。

“画了整整一本写生簿，”塔里克说，“用油彩画了几十只火烈鸟，有的在湖里散步，有的在沼泽地晒太阳。还画了一些在落日下飞翔的。”

“火烈鸟。”莱拉说。她望着靠墙而坐的他，他那条完好的腿屈了起来。当早些时候朝他跑过去之后，她在前门有一种想摸摸他的冲动，现在这种冲动又出现了。此时此刻，她很想双手抱着他的脖子，把头埋在他胸前哭泣，用低沉而含糊的声音一遍又一遍地呼唤他的名字；但这种念头让她觉得很尴尬。她是否表现得太过急切了，她寻思，太过绝望了？也许是这样吧。但她情难自禁。现在她又想摸摸他了，想再次向自己证明他真的在这里，他不是梦，不是幽灵。

“真的，”他说，“火烈鸟。”

塔利班见到那些画的时候，塔里克说，看到那些鸟裸露的长腿，他们很生气。把那个表哥的双脚绑起来，用鞭子抽得他脚底出血之后，他们向他提供了一个选择：要么把画毁掉，要么把火烈鸟画得雅观一些。所以表哥拿起了画笔，给每一只鸟画上了裤子。

“所以就出现了这种东西：伊斯兰教的火烈鸟。”塔里克说。

说完他们两人哈哈大笑，但是莱拉强行抑制住笑声。她为自己缺了一个门牙的发黄牙齿而感到脸上无光。为自己苍老的面容和肿胀的嘴唇感到羞愧。她希望刚才她有机会洗脸，哪怕梳理一下头发也好。

“但最得意的人是他，那个表哥，”塔里克说，“他用水彩画上了那些裤子。塔利班一走，他就把它们洗掉了。”他笑了起来——莱拉发现他自己也缺了一颗牙齿——望着自己的双手。“真的。”

他戴着毡帽，穿着登山鞋，黑色的羊毛衫塞进卡其裤的裤腰。他微笑着，慢慢点头。莱拉不记得他从前说话是不是这样的：“真的”这个词，若有所思的表情，手指在膝盖上搭成帐篷，连这点头的方式也是新的。如此成熟的词语，如此成熟的动作，她为什么会觉得吃惊呢？现在他已经是成年人了，塔里克，他是一个动作迟慢、笑容中带着疲惫的二十五岁的男人了。他很高，留了大胡子，比她梦到的他要瘦一些，但双手看上去很强壮，一双劳动者的手，布满了弯弯曲曲的血管。他的脸依旧瘦削而英俊，但肤色已经不像从前那么浅了；他的额头有风吹雨打的痕迹，和脖子一样，都被太阳晒得发黑，这是一个终于结束了劳累的漫长征途的旅人的额头。他的毡帽被推向脑袋后面，她能看出来他已经开始秃顶了。他那双褐色的眼睛比她记忆中的更加阴郁，更加苍白，或者这只是由于受到房间里光线的影响。

莱拉想起了塔里克的母亲，想起了她那从容不迫的举动、机灵的笑容和暗紫色的假发。也想起了他的父亲，想起了他那斜斜的目光和诙谐的个性。刚才在门口，莱拉泪如雨下，声音颤抖着，跟塔里克说起她还以为他和他的父母都已遇难，塔里克当时摇了摇头。所以现在她问他，他们——他的父母——过得怎么样。但塔里克望着地面，稍微有点心烦意乱地说：“过世了。”这时她后悔说了这句话。

“对不起。”

“嗯。是的。我也对不起你。给你。”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小的纸袋，把它递给莱拉。“阿里安娜送给你的礼物。”里面是一块用塑料袋包扎的奶酪。

“阿里安娜。这个名字真好听，”说出这句话的时候，莱拉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别颤抖，“你的妻子啊？”

“我的山羊。”他带着期待的眼神冲她微笑，仿佛在等待她想起什么事情来。

然后莱拉想起来了。那部苏联电影。阿里安娜是船长的女儿，那个和大副谈恋爱的女孩。那一天，她、塔里克和哈西娜看着苏联的吉普和坦克离开喀布尔，那一天，塔里克戴了一顶搞笑的俄罗斯皮帽。

“我得把它系在插进地面的木桩上，”塔里克说，“还修了一道篱笆。因为有狼。我住在一个山脚的地方，附近有一片树林，估计有四分之一平方英里吧，主要是松树，也有一些冷杉和雪杉。那些狼主要生活在树林里，但一只喜欢到处乱晃的咩咩叫的山羊会把它们引出来。所以我修了篱笆，打了木桩。”

莱拉问他住在哪座山的脚下。

“皮尔潘甲山。在巴基斯坦，”他说，“我住的那个地方叫穆里；那儿是个避暑胜地，距离伊斯兰堡一个小时的车程。那儿有很多山和植物，有很多树，海拔很高。所以夏天很凉快。是一个旅游胜地。”

早在维多利亚时期，他说，因为那儿临近英国军队在拉瓦尔品第的司令部，英国人就把它建成避暑用的山区营地。人们还能看到一些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残迹，塔里克说，茶馆啦，铁皮屋顶的平房啦，那些所谓别墅啦，诸如此类的东西。城市本身很小，但是很宜人。主干道叫做摩尔街，街上有一个邮局，一个市场，几家餐厅，还有一些靠出售绘了图案的玻璃和手工编织的地毯来敲诈游客的商店。还有一点很奇怪，摩尔街是单行道，一个星期车朝这个方向开，一个星期车朝另外一个方向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