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两年以后回想起盖茨比出事的那个白天、夜晚和第二天的情况，它们在我脑中的印象只是一连串警察、新闻摄影记者和报社记者没完没了地进进出出于盖茨比的宅院。在大门口横着拉了一条绳子，警察用它把那些好奇的孩子们挡在外面，可是不久便发现他们可以通过我的院子溜了进来，在游泳池旁边总有一些孩子们张开着惊愕的小嘴围聚在那里。有个人或许是个侦探吧，在他那天下午俯下身子察看威尔逊的尸体时，用颇为肯定的语气使用了“疯子”这个词语，他的这一纯属偶然而发的官腔便为第二天早晨报纸的报道定下了调子。

有关这件事的大多数报道都是一个梦魇——荒怪，捕风捉影，耸人听闻，虚假。当米凯利斯出场作证提到威尔逊对他妻子有外遇的怀疑时，我想整个事件的真正经过本来会是个极生动的讽刺很快地大白于天下的——可是本能对此提供一些情况的凯瑟琳却没有说一个字。相反她对姐姐有外遇的说法表现出极大的惊骇和愤慨——她的一双在修剪过的眉毛下的眼睛很肯定地望着验尸官，发誓说她姐姐从来没有见过盖茨比这个人，她姐姐与她的丈夫过得非常幸福完美，从来没有过越轨的行为。她对此确信不疑，而且用手绢捂着脸恸哭起来，仿佛这种提法本身便使她忍受不了。这样威尔逊就被笼统地定为因悲伤过度而精神失常，以使这一案件能保持其最简单的形式。于是这件事就这样的不了了之。

不过，事情的这一部分似乎显得并不重要，而且似乎离我很远。我发现自己是站在盖茨比的一边，我单独的一个人。从我给西卵村打电话报告了这场凶杀案起，对盖茨比的一切猜疑，一切有关的实际问题都找到了我的头上。起先我感到惊讶和纳闷;可后来，当他躺在房里一动也不动，不呼吸也不说话，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就这样过去的时候，我慢慢地明白了我得担负起这全部的责任，因为再没有别的人对此感兴趣——我是指那种强烈的个人兴趣，每个人最终都隐约会有点这样的兴趣。

在我们发现了盖茨比尸体的半个小时之后，我给黛西挂了电话，我本能地毫不犹豫地给她打了电话。但是她和汤姆那天下午早早地就离开了，连同行李也带走了。

“没有留下任何联系的地址吗?”

“没有。”

“没说他们多会儿回来吗?”

“没有。”

“他可能去什么地方了?我如何能找到他们?”

“不知道。我无法告诉你。”

我想为盖茨比找个他的朋友亲戚。我希望走进他躺着的房间，向他保证:“我将给你找个你亲近的人来，盖茨比。不要着急。请相信我，我会为你找到人的——”

梅尔·沃尔夫西姆的名字在电话簿上查不着。管家给了我他百老汇办公室的地址，我向询号台问了他的电话号码，待我得知号码后已经是下午五点钟以后，那边根本没有人接电话。

“请你给再要一次好吗?”

“我已经要过三次了。”

“事情很重要。”

“对不起。那儿恐怕已经没有人了。”

我回到客厅里，看着突然之间把客厅挤得满满的这些官方人士们，蓦然想到他们只是些匆匆的过客。当他们揭开盖在尸体上的被单，定睛看着盖茨比时，他的抱怨又回响在我的脑子里:

“瞧，伙计，你怎么也得给我找个人来。你必须尽力想想办法。我孤单单的一个人可无法捱过这一切。”

有人开始盘问我，但我摆脱了他们跑到了楼上，急急忙忙地翻腾着他的那些没有锁上的抽屉——他从来没有确切地告诉过我他的父母死了。可我什么也没有找着——唯有丹恩·科迪的照片，一个被人已遗忘的粗野蛮荒的象征，从墙上俯瞰下来。

第二天早晨，我派管家到纽约给沃尔夫西姆捎去一封信，信中向他打听消息并敦促他乘下一趟火车到达这里。在我写这封信的时候，我似乎觉得还有点多余。我相信他一看到报纸便会赶来的，就像我确信在那天中午之前黛西一定会打电话一样——但是无论是电话还是沃尔夫西姆先生都没有来;到这里的除了更多的警察、摄影的和报社的记者，再没有别的人。当管家带回了沃尔夫西姆的信时，我开始滋生出一种蔑视众人的感觉，一种我与盖茨比之间结成的嘲讽他们所有的人的牢固同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