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版译序

多丽丝·莱辛获二〇〇七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这既是意料之中，又是意料之外：她的代表作《金色笔记》是一九六二年出版的作品，从它的问世到它最终获得诺奖评委的认可，时间差不多已过去了半个世纪！不过，他们最后还是把这个奖颁发给了一个受之无愧的人，一位极具创造精神的女作家。

一九九七年六月，译林出版社约我翻译《金色笔记》。说实在的，当时我对莱辛和她的作品也是知之甚微。我后来才发现，自己所翻译的是一部旷世名著！

一九九八年十月，我受国家教委选派赴剑桥大学做访问学者，从事古英语与中古英语文学的研究。这时我已译出全文的三分之二，还有三分之一没译。出国前约了朋友刘新民教授，请他帮忙译出余下的部分。

到了剑桥后，我一边旁听古英语的课，一边撰写《金色笔记》的译序。我当时就想拜访作者本人，尤其想问问她一些有关作品的问题。古英语系的教学秘书给我提供了莱辛的地址。一九九九年七月，我把译序写成英文，寄给莱辛，信中还表达了希望她为我们的译文写序的意思。七月九日，莱辛给我回信，不仅欣然邀请我去她家喝茶，还主动提及《金色笔记》的创作动机、主题思想、黑红黄蓝四本笔记与金色笔记的关系。这封信实际上已经回答了我想问的问题。这份弥足珍贵的资料，我一直珍藏着。后来披露在《外国文学评论》的动态栏目上，就是那篇《一封信：解码〈金色笔记〉的一把钥匙》。

我是按约定于九月底的一个阴雨天拜访她的。下午三时许，我在一幢联排式的房子前按响了门铃。穿红裙蓝衣的莱辛下楼开门，把我领上楼上的客厅。客厅里有一台老式的电视机，电视机上是一套音响，搁电视机的架子上塞满了书。与电视机平行的墙壁上有两个高一米左右的书架，靠里的一个比另一个高了几公分，也宽了几公分。书架肚子里满满当当的都是书，书架顶上又摞着四大叠书，每一叠差不多都有半米高。女主人示意我在电视机斜对面的沙发上坐下，热情地招待我喝咖啡，吃糕点。她自己落座在电视机旁的一张椅子上。

这个客厅给人总的印象不是那么整洁：沙发坐垫上就散落着报纸一类的杂物，女主人坐的椅子背后还有书刊一类的东西不整齐地堆放着。但在这不整洁中透露出一种随和，当我自己动手挪开一张报纸在沙发上落座时，同时也挪去了按门铃前一直挥之不去的紧张与忐忑。这种随和、适意的氛围的营造者此刻就与我面对面坐着，说话时目光紧紧盯着我，但那里面所透露的不是居高临下的轻慢，也不是咄咄逼人的威严，而是朋友间促膝交谈时的专注，邻里间闲聊时的亲近与熟稔。多丽丝·莱辛就是这样一个平易近人的人，在她面前，你用不着因自己写不出她那样的小说而自卑，完全可以把她当作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一个你早就熟悉的邻里乡亲来看待。

我们的谈话就在这样的气氛中展开。我首先向她介绍了自己的文化背景，介绍了“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美景。当我说到自己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农家子弟时，她马上接口说：“我也是个农民的女儿啊。”那说话的口气就好像是在异乡遇见走失的同道，在语言不通的陌生人中间碰到了语言相通的人！

接着我向她介绍了自己的研究情况，说到了古英语与《贝奥武甫》，她马上向我推荐了爱尔兰诗人希尼翻译的《贝奥武甫》，并说希尼和休斯是现当代最伟大的英语诗人。希尼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我们的话题自然而然引向了这个标志性的文学桂冠的未来归属。我真诚地对她说：像她这样的文学大家早就应该拥有这个荣耀了。她对我说：她作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已有十二年了。说这话时，她并没有掩饰自己对这个奖项的渴望与屡屡落选的无奈之情。

这以后我们还谈了《金色笔记》中女主人公的政治信仰。莱辛告诉我，五十年代的英国，有很多知识分子信仰过马克思主义。

当然，作为《金色笔记》的中文译者之一，我没有忘记此次拜访的目的，于是再次提出请她为中文版的《金色笔记》写序的事。她明确地答复我，这个序她不便写：一个原因是她不懂中文，无法对译文下这样那样的断语；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金色笔记》在中国已经有一个译本。她说一九九三年去过北京，当时陪同的翻译告诉她：《金色笔记》的中译本一出版就印了八万册。

说来惭愧，我一个中国人，自认为是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居然完全不知这个中译本的存在！我还向她一再申辩，这不可能是事实：译林出版社交给我翻译时，也以为是首译。她坚持说自己不会记错。为了说服我，她起身回书房找当年所记的日记；但日记没找着。她回忆说，当时陪同的翻译说过：书名译成了A Woman's Troubles，or The Life of a Woman什么的(1)。她希望我回国后帮她查一查这个elusive edition（令人困惑的版本）。我耐心地向她解释：在加入国际版权公约之前，翻译都很随便。一九九三年后我们走上正规了。我还说，那个版本能扩大你在中国的影响，这也是好事啊。她笑笑说：她并不计较这种事，只是不满意随便改动书名：因为The Golden Notebook是小说整体的组成部分（原话是integral to the nov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