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本序

关于简·奥斯丁，应该从哪儿说起呢？著名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有句名言说：“在所有伟大作家当中，简·奥斯丁是最难在伟大的那一瞬间捉住的。”^{[1]简·奥斯丁（1775—1817）生长于英国南部有文化教养的牧师家庭，本人一生四十多个年头的岁月基本上是在英国的乡间度过的，她的六部完整作品——《理智与情感》（1795）、《傲慢与偏见》（1796）、《诺桑觉寺》（1798）、《曼斯斐尔德庄园》（1812）、《爱玛》（1814）、《劝导》（1816）——大都是描写她自己熟悉的乡间所谓体面人家的生活与交往，看来平凡而琐碎。在她的六部小说中，没有拜伦式慷慨激昂的抒发，也极少见惊心动魄的现实主义描写。对于简·奥斯丁，要想捕捉她的“伟大”之所在，应从何处下手呢？她笔下那一场一场的舞会、一次一次的串门喝茶、一顿一顿的家宴和一桌一桌的纸牌，还有那些数不清的散步、闲谈等如何能体现她的小说艺术的伟大呢？}

评价奥斯丁，不可避免地要涉及题材问题。毫无疑问，奥斯丁是写小题材的。据她自己说：“乡间村庄里的三、四户人家”是她“得心应手的好材料”。^{[2]她还把自己的艺术比作在“二寸象牙”上“细细地描画”。[3]这是奥斯丁在艺术上自觉的选择。当有人建议她在创作上改换路子写这写那，她都婉言谢绝，坚持说：“不，我必须保持自己的风格，按自己的方式写下去……”[4]}

小天地可以反映出大问题。别小看“乡间村庄里的三、四户人家”的家务事，英国社会的阶级状况和经济关系尽在其中。至少在奥斯丁的作品里是如此。以《傲慢与偏见》为例，仅第二十九章罗新斯庄园的一次宴请和饭后的一桌牌就说明了多少问题。咖苔琳·德·包尔夫人仅凭自己的家产、地位便在柯林斯牧师夫妇面前那样骄横，柯林斯牧师竟对她那样谦卑，他被邀请为夫人凑上一桌牌，便感到不胜荣幸，“他赢一次要谢她一次，如果赢得太多，还得向她道歉”^{[5]。其实这不是一般的阿谀奉承问题。要知道，柯林斯教区牧师的职务是咖苔琳夫人提拔的，他视夫人为“施主”，当然不好意思再赢她的钱。这仅是个小小的细节，却有趣地反映了当时教会对地产的依附。至于威廉·卢卡斯爵士，既然本身已经封了爵位，何至于在牌桌上“不大说话，只顾把一桩桩轶事和一个个高贵的名字装进脑子里去”[6]？原来，他是在镇上做生意起家的，曾在当市长的任内向国王献过辞，从而获得爵士头衔。他是个商人变贵人的典型，骨子里还是个商人，难怪羡慕贵族，从莫里哀的茹尔丹先生以来就是如此，或许可追溯到更早的罗马喜剧。再如，彬格莱先生和他的两个姊妹出场不久，第四章便交代说，“她们出生于英格兰北部的一个体面家族。她们对自己的出身记得很牢，可是却几乎忘了她们兄弟的财产以及她们自己的财产都是做生意赚来的”[7]。对于细心的读者，看到这“北部”一词，就一目了然。彬格莱一家是在工业首先发达起来的北部发家致富的，这样赚来的钱带着铜臭气，与贵族攀交的彬格莱小姐当然不愿意正视它。这是当时普遍的阶级心理。后来的盖斯凯尔夫人在小说《北部与南部》中对照了农业的南部与工业的北部，更充分地描写了发了财的北部企业家在文化教养上的欠缺与自卑。奥斯丁这里轻轻一笔带过，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不过，要论证奥斯丁作品的历史社会意义，要从根本上解决对奥斯丁的评价，还得从她大量描写的“乡间村庄里的三、四户人家”入手来说明问题。

《傲慢与偏见》开卷第一句话便宣称：“凡是有财产的单身汉，必定需要娶位太太，这已经成了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在这里，关键的字是两个：有“财产”和有“需要”。原文中的in want of系指客观需要，不是主观“想要”，这种提法使命题更具有“真理”的客观性。

《傲慢与偏见》便以班纳特一家为典型来检验这条举世公认的真理。

住在浪博恩村的班纳特一家是当地的第一大户，班纳特先生的地产年进两千镑，刚够一家子的开支。根据遗嘱上的附加条款，这份产业必须传给男性继承人，班纳特夫妇没有儿子，产业要由一位远亲继承。他们的五个女儿没有生活保障，只能等着结婚。因此，当有十万镑遗产的彬格莱先生租下邻近的尼日斐庄园时，这就难怪班纳特太太，像四邻八舍所有那些家里有女儿的太太一样，要把这位尚未见过面的彬格莱当作自己女儿“理所应得的一笔财产”——“一个有钱的单身汉；每年有四五千镑的收入。真是女儿们的福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