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暑假期间，校方请求机动队出动。机动队捣毁壁垒，逮捕了里边所有的学生。当时，这种事在哪一所大学都概莫能外，并非什么独家奇闻。大学根本没有肢解。投入大量资本的大学不可能因为学生闹事就毁于一旦。况且把校园用壁垒封锁起来的一伙人也并非真心想要解散大学，他们只是想改变大学机构的主导权。对我来说，主导权改变与否完全无关痛痒，因此，学潮被镇压以后也毫无感慨。

我本来盼望校园９月份一举报废才好，不料到校一看，居然完好无缺。图书馆的书没被掠夺，教授室未遭破坏，学生会的办公楼未被烧毁。我不禁为之愕然：那帮家伙到底干什么来着！

罢课被制止后，在机动队的占领下开始复课。结果首先出席的竟是曾经雄居罢课领导高位的几张嘴脸。他们若无其事地走进教室，做笔记，叫到名字时也当即应声。咄咄怪事！因为罢课决议仍未失效，任何人也没有宣告罢课结束，不过是大学引进机动队捣毁了壁垒而已，在理论上罢课仍在继续。宣布罢课决议之时他们那样的慷慨激昂，将反对派（或表示怀疑的）学生或骂得狗血淋头，或群起围攻不休。于是我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何以前来教室而不继续罢课，他们没有回答，也无法回答。他们害怕因缺课过多而拿不到学分。此等人物居然也高喊什么解散大学，想来令人喷饭。如此卑劣小人，惟有见风使舵投敌变节之能事。

我说木月，这世道可真是江河日下！这帮家伙一个不少地拿得大学学分，跨出校门，将不遗余力地构筑一个同样卑劣的社会。相当一段时间里，我决定即使去上课，点名时也不回答。我也知道，这样做并无任何意义可言，但如果不这样做，心情就糟糕得不可收拾。然而这样一来，我在班里便愈发孤立了。当叫名我也不应时，教室里便出现了尴尬的气氛。谁也不跟我说话，我也不向任何人开口。

９月第二周，我终于得出大学教育毫无意义的结论。于是，我打定主意，把上大学作为集训：训练自己对无聊的忍耐力。因为现在纵令退学，到社会上也无所事事。每天我都去学校听课、做笔记，剩下的时间到图书馆看书或查资料。

９月进入第二周后，敢死队仍未回来。这与其说是奇闻逸事，毋宁说是惊天动地的重大事件。因为他就读的大学早已开学，而敢死队也绝对没旷过课。他的书桌和收音机上已薄薄地积了一层灰尘，搁物架上整齐地摆放着塑料杯和牙膏，以及茶筒、杀虫剂等等。

敢死队不在的时间里，我便清扫房间。一来保持房间整洁已成了我习性的一部分，二来他既不在，任务只能由我承担。我每天扫一次地，三天擦一次窗，一周晾一次被。并且等待敢死队回来夸我几句："渡、渡边君，怎么搞的？干净得很嘛！"

但他没有回来。一天我从学校回来时，他的行李不翼而飞。房门上的姓名卡片也被揭去，只剩下我自己的。我去管理主任室，打听他到底怎么回事。

"退宿舍了。"主任说，"那房间暂时你一个人住。"

我问究竟是何原因，主任缄口不答。这家伙纯属俗物：对别人什么也不告诉，只顾自己横加管理并从中找出一大堆乐趣。

房间墙壁上，冰山摄影仍贴了一些时日，随后我把它揭掉，代之以西蒙·莫里逊和迈尔斯·戴维斯两位歌手的照片。这回房间多少有点像我的了。我用打工存下的钱，买了一台小型立体声唱机，晚间一个人边喝酒边听音乐，虽然有时还想起敢死队，但毕竟觉得一个人生活倒也自得其乐。

※

周一１０点，有"戏剧史II"课，讲欧里庇得斯，１１点半结束。课后，我去距大学步行需１０分钟处的一家小饭店，吃了煎蛋和色拉。这家饭店偏离繁华街道，价格也比以学生为对象的小食店贵一些，但安静清雅，而且煎蛋非常可口。店里干活的是一对沉默寡言的夫妇和三个打零工的女孩儿。我找个靠窗的位置坐下，一个人吃着饭。这工夫，进来一伙学生，四个人，两男两女，都打扮得干净利落。他们围着门口处的一张桌子坐定，打量着菜谱，七嘴八舌商量了半天，才由一个人归纳好，告诉给打零工的女孩儿。

这时间里，我发现一个女孩儿不时地往我这边瞥一眼。她头发短得出格，戴一副深色太阳镜，身上是白布"迷你"连衣裙。因为对她的脸庞没有印象，我便只管闷头吃饭。不料过不一会儿，她竟轻盈地起身，朝我走来，并且一只手拄着桌角直呼我的名字：

"你是渡边君，没认错吧？"

我抬头重新端详对方的面孔，还是毫无印象。她是个非常引人注目的女孩，假如在某处见过，肯定马上记起。加之，知道我名字的人这大学里实在寥寥无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