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第2/13页）

打仗的时候，巴巴江两次吃了俄国人的子弹。他给阿德尔看过伤疤，一处位于胸腔的左下方，他说这一枪打烂了脾脏，另一处离肚脐眼只有一个大拇指的距离。他说不管怎么看，自己都很走运。有的战友失去了胳膊，腿，眼睛，还有战友烧伤了脸。他们这样做是为自己的国家，巴巴江说，他们这样做也是为了真主。他说，这就是圣战的意义。牺牲。你牺牲掉你的手脚，你的视力，甚至你的生命，可你牺牲也欢喜。他说，圣战也可以给你带来某些权利，让你获得特权，因为真主一定会让那些做出牺牲的人得到最公正的回报。

此生如此，来生也一样。巴巴江说着，伸出粗粗的指头，先朝下，再朝上。

看照片的时候，阿德尔真希望自己也打过圣战，在那些比现在还要危险的日子里，和父亲并肩战斗。他喜欢想像自己和巴巴江一起，朝俄国人的直升机射击，炸掉坦克，躲避炮火，住在山上，睡在洞里。父子英雄，战地佳话。

还有一张装裱过的大照片，巴巴江微笑着，和卡尔扎伊总统肩并着肩，拍摄地点是阿尔格堡，喀布尔的总统府。这张照片是最近在一个小型颁奖仪式上拍的，巴巴江因为在沙德巴盖瑙的人道主义工作获得了表彰，他完全配得上这个奖。新女校只是他最近一个项目。阿德尔知道，过去镇上经常有女人在生孩子的时候死掉。但在现在不会了，因为他父亲开了一家很大的诊所，有两个医生和三个助产士，他们的薪水由父亲自掏腰包。在诊所里，镇上所有人都可以得到免费治疗；沙德巴盖瑙的所有孩子都接种了疫苗。巴巴江派了工程队，确定了全镇的取水点，打了井。也是在巴巴江的帮助下，沙德巴盖瑙接通了全天候的电力。至少有十几家生意是靠他的借款做起来的，阿德尔从卡比尔那儿了解到，这些钱如果不是全部有去无回的话，也绝大多数都没有归还。

此前和老师讲话时，阿德尔所言不虚。他知道，身为这样一个人的儿子，他确实是幸运的。

就在一轮又一轮的握手即将结束的时候，阿德尔发现有个瘦小的男人正在向他父亲靠近。他戴着一副圆圆的窄框眼镜，留着短短的花白胡子，牙也小小的，像烧过的火柴头。他身后跟着个男孩，岁数和阿德尔差不多，穿着一双破了洞的运动鞋，两个大脚趾头顶在外面。头发趴在他脑门上，像一丛茂密的、纹丝不动的乱草。他的牛仔裤上沾满了泥土，而且太短了，短袖衫却正好相反，几乎耷拉到了膝盖。

卡比尔挡在老头和巴巴江中间。“我已经告诉过你了，这会儿不行。”他说。

“我就跟司令官说几句话。”老汉说。

巴巴江伸出胳膊，搂过阿德尔，温柔地把他扶上陆地巡洋舰的后座。“咱们走，孩子。你妈等你呢。”他也爬进车里，坐到阿德尔身边，关上了门。

阿德尔坐在车里，茶色玻璃窗升上来的时候，他看见卡比尔对老汉说了句什么。阿德尔听不见。随后，卡比尔从SUV前面绕过来，坐进司机位置，将冲锋枪放到副座上，发动了汽车。

“什么事？”阿德尔问。

“没什么要紧的。”卡比尔说。

他们拐到路上。有些孩子从人群里跑出来，追了一会儿，直到陆地巡洋舰加速开走。卡比尔开着车，穿过沙德巴盖瑙拥挤的主干道，它将小镇一分为二。碰到有人挡路，他得时不时按响喇叭。人人都会避让。有些还挥手致意。阿德尔望向两边拥挤的人行道，一幅幅熟悉的画面让他的目光断断续续地停留：死畜挂在肉铺的钩子上；铁匠摇着木轮，用手摇泵的风箱鼓风；水果贩子守着葡萄和樱桃，拿扇子轰苍蝇；还有街头理发师，正用挂在藤椅上的皮带磨着剃刀。他们经过了好几家茶叶行，烤肉馆，一个汽车修理厂，一座清真寺。卡比尔把车拐进了镇上的公共大广场。广场中央有座蓝色的喷泉，一尊高过两米七的黑色石雕像，这是个圣战游击队员，面朝东方，脑袋包着头巾，肩扛火箭筒。巴巴江亲自从喀布尔找了位雕塑家，建起了这尊雕像。

公路北面有几片住宅区，大部分都只有狭窄的街道，路面未曾铺过，平顶小屋刷成了或白，或黄，或蓝的颜色。有几户人家的房顶上立着卫星天线，许多窗口松松垮垮地挂出了阿富汗国旗。巴巴江告诉过阿德尔，沙德巴盖瑙的大部分房屋和商户，都是最近十五年里盖起来的。他对许多建筑伸出过援手。这里的大多数居民都把他看成沙德巴盖瑙的建立者。阿德尔还知道，镇里的长者们曾经提议，用巴巴江的名字为本镇命名，但他拒绝了这份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