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

圣马丁节和第二天的叛乱之后，米兰似乎又奇迹般地恢复了之前的富裕景象。面包房里摆满了面包，价格也与收成好时的年景一样低，面粉也相应降了价。那些在那两天的叛乱中闹得最凶，或者做了更坏的事的人，如今（除了少数被抓之人外）都相互祝贺着。请不要认为，在因逮捕引发的最初恐惧消失之后，他们会开始有所收敛。在广场、街角以及客栈里，人们都欢呼、鼓掌，大肆炫耀自个儿找到了降低面包价格的好方法。然而，在这欣喜的、自负的氛围中，仍透露出一种莫名的不安（怎么可能不会那样呢？）、一种不祥的预感，总觉得这样好的景象不会延续太久。人们纷纷涌入面包房和面粉店，就像当初安东尼奥·费雷尔初次颁布面包官价时形成的短暂的富足假象一样，尽可能地抢购，大肆消费。那些事先存了点私房钱的人，将钱全拿了出来，去买面包和面粉，然后再将其装在箱子、小桶、仓库里储存起来。他们如此互相追逐着去享受这种优惠的价格，不仅使这种难以维持的僵局无法持久下去，而且连短暂的持续都越来越困难。于是，在11月5日，安东尼奥·费雷尔便根据上级的指示，颁布了一道告示，规定凡是家中已购买了面包和面粉的人，一律不得再购买；凡是家中购买的面包量超过了家人两天的所需量的人，“将按照总督大人的意愿，处以罚款和刑罚”，同时命令每一位在职人员及所有公民，告发蓄意违反告示的人；命令地方法官严厉搜查被告发的家庭。其还对面包商颁发了新的命令，要求他们确保面包的供应，“违者，将按照总督大人的意愿，处以五年或五年以上的劳役”。要是有谁以为告示会一一得以执行的话，那他一定得有很好的想象力。当然，要是所有这些命令当时全被贯彻执行了的话，那被米兰公国打发到海上的人就会像大不列颠目前的人口一样多了。

从某种程度上说，既然上级命令面包商得做那么多的面包，同时也需下达一些命令，规定做面包的材料必须足够。于是，他们决定，正如在荒年时，人们总是设法将其他东西掺入有其他用途的谷物中一样，将米粉掺入面包，做成一种混合面包。11月23日，上级又颁布了一道告示，要求每人将自己拥有的一半未碾好的大米（在米兰，未碾过的米称为稻谷，这一说法一直沿用至今）上交给粮食督办和十二位粮食委员会成员。要是谁在没有得到上述当局允许的情况下，胆敢私自储存粮食，则会受到处罚，将会被没收全部谷物，并处以每一百五十千克三枚银币的罚款。谁都看得出来，这种做法很公正合理。

不过，这些大米也是需要用钱去买的，而且大米的价格比面粉的价格高了很多。弥补这一巨大差额的重担自然落到了市政府的头上。但是，十夫长委员会本已接受了这一重任，可就在11月23日当天，他们竟向总督汇报说，市政府确实无法承担起此重担。于是，总督便在12月7日这天，规定了上述大米的价格，每一百五十千克十二里拉。凡要价太高或拒绝出售的人，都将被没收粮食，并处以同等价值的罚款，“还会根据情节的轻重和违反者的情况，按照总督大人的意愿，处以更高的罚金或更高的刑罚，甚至服苦役”。

碾好的大米的价格是在骚乱以前制定的，至于小麦和其他普通谷物的价格，或者套用现代编年史上最有名的术语“最高限价”，可能在其他的法令中已作出了规定，对此我们便不得而知了。

在米兰，面包和面粉因此降到了一个公道的价格，但随之而来的后果便是附近乡村的百姓蜂拥而来，抢购粮食。贡扎罗，正如他自己所言，为防止事态恶化，迫不得已，于12月15日又颁布了另一道告示，禁止将价值超过二十便士的面包带出城外，违令者没收其面包，同时罚款二十五枚银币；或者，在无力支付罚款的情况下，照惯例，按照总督大人阁下的意旨，判以当众鞭笞两下，甚至更加严重的刑罚。同月22日（很难说得清为什么会这么晚），又颁布了一项关于禁止携带面粉和谷物出城的类似的告示。

群众想通过抢劫和纵火获得富足，而政府却想借苦役和鞭子来达到维持它的目的。这些手段本身倒是很方便，不过，它们距离目标有多远，读者自然清楚；至于说它们实际上起到了何种作用，读者也会很快知道。指出下面这个事实并非完全没有好处，况且它又是如此的显而易见。这些莫名其妙的措施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因果关系，每一项措施都是前一项措施不可避免的后果，而所有的措施都可追究到最初那项对面包限价的措施，当初对面包制定的价格与按供需关系而形成的实际价格悬殊太大。在民众看来，限定面包价格的做法，过去和现在都始终是一种公正的，同时又简单易行的办法。因此，每遇饥荒之年，粮食匮乏，民众便自然而然地期盼这样的措施、祈求这样的措施，而且如果有可能的话，他们甚至采取行动来强制政府执行这样的措施。随后，这样做造成的后果日益显现出来，那些对此负有责任的人，按情理自有必要对其后果进行逐一纠正，便又颁布法令，禁止人们去做前一个法令驱使他们去做的事情。此处，请允许我顺便提及一件十分巧合的趣事。在某个国家，在一个离我们很近的时期，发生了现代历史上最为轰动、最引人注目的事件，在相似的局势下，采取了相似的措施（几乎可以说，这些措施实质相同，采取的先后顺序也几乎一模一样，唯一的区别在于实施的范围不同）。尽管在欧洲，人们的认知力在提高，知识也有了发展，但那样的措施依然被沿用。发生这样的事情，主要是因为广大民众的认知力尚没有得到提高，因此他们得以在较长时间内让自己的意愿占上风，用他们的话说，得以对那些制定法律的人施加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