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选释本的一些说明

《唐宋词选释》自唐迄南宋,共二百五十一首,分为三卷。上卷为唐、五代词,又分为三部分:一、唐,二、《花间》,三、南唐;共八十七首。中、下卷为宋词,共一百六十四首。中卷题为“宋之一”,下卷题为“宋之二”,即相当于北宋和南宋。其所以不曰北、南,而分一、二者,因南渡词人正当两宋之际,其属前属后每每两可,不易恰当。其反映时代动荡的作品大部分录在下卷。中、下两卷之区别,也想约略表示出两宋词的面貌,有少数作家不专以作者的年代先后来分。如叶梦得生年较早,今所录二首均南渡以后之作,故移下卷。张孝祥生年稍晚,所录《六州歌头》作于一一六三,《念奴娇》作于一一六六,时代均较早,且反映南宋初年政治情况,故置韩元吉诸人之前。

因本书为提供古典文学研究者参考之用,作法与一般普及性的选本有所不同,选词的面稍宽,想努力体现出词家的风格特色和词的发展途径。但唐宋词翰,浩如烟海,今所选二百五十余篇,只是一勺水罢了,真古人所谓“以蠡测海”。词的发展途径(如上文所说),本书是否体现出来了呢?恐怕没有。即以某一词家论,所选亦未必能代表他的全貌。例如中卷柳永词,取其较雅者,看不出它俚俗浮艳的特点;下卷吴文英词,取其较明快者,看不出他堆砌晦涩的特点。这也是一般选本的情况,本书亦非例外。

下文借本书说明一些注释的情况。

作“注”原比较复杂,有些是必需下注的。以本书为例,如姜夔的《疏影》:“那人正睡里,飞近蛾绿。”设若不注“那人”是谁,谁在睡觉?又如辛弃疾的《鹧鸪天》“书咄咄”句用晋殷浩事,一般大都这样注;但殷浩“咄咄书空”表示他热中名利,和辛的性格与本篇的词意绝不相符,若不下注,就更不妥了。有些似乎可注可不注,如引用前人之句说明本句或本篇。这个是否必要呢?依我看,也有些必要,不避孤陋之诮,在这选本中妄下了若干条注,虽然分量似已不少,离完备还差得多。

前人写作以有出典为贵,评家亦以“无一字无来历”为高。互相因袭,相习成风,过去有这样的情形,其是非暂置不论。其另一种情形:虽时代相先后,却并无因袭的关系。有些情感,有些想象,不必谁抄袭谁。例如李后主《浪淘沙》中的名句“别时容易见时难”,前人说它出于《颜氏家训》的“别易会难”,引见上卷李煜此篇注[3]。果真是这样么?恐怕未必。所以二者相似,或竟相同,未必就有关连,也未必竟无关连,究竟谁是偶合,谁是承用,得看具体的情况来决定。所谓“看”,当然用注家的眼光看,那就不免有他的主观成分在内了。

而且所谓“二者”,本不止二者,要多得多,这就更加复杂了。譬如以本句为甲,比它早一点的句子为乙,却还有比乙更早的丙丁戊己哩。盖杜甫诗所谓“递相祖述复先谁”也。注家引用的文句,大都不过聊供参考而已。若云某出于某,却不敢这样保证的。

再说,可以增进了解,这情形也很复杂。如以乙句注甲句,而两句差不多;读者如不懂得甲,正未必懂得乙。其另一种情形,注文甚至于比本文还要深些,那就更不合理了。怎样会发生这类情形的呢?因为作注,照例以前注后,更着重最早的出典,故注中所引材料每较本文为古,如《诗》、《书》、《史》、《汉》之类,总要比唐诗、宋词更难懂一些,这就常常造成这似乎颠倒的情况。然所注纵有时难懂,却不能因噎废食。注还是可以相当增进了解、扩大眼光的。将“注”和“释”分开来看,只为了说明的方便,其实“注”也是释,而且是比较客观的“释”。古典浩瀚,情形繁复,有诗文的差别,有古今言语的隔阂。有些较容易直接解释,有些只能引用许多事例作为比较,使读者自会其意。如近人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其中每一条开首为解释,下面所附为原材料。其功力最深、用途最大的即在他所引许多实例,至于他的解释虽然大致不差,也未必完全可靠。我们将这些实例,比较归纳起来,就可以得出与张氏相同的结论,也可以得出和他不尽相同的结论,会比他更进一步。这样,我认为正得张氏作书之意。书名“汇释”,“汇”才能“释”,与其不“汇”而“释”,似无宁“汇”而不“释”。因若触类旁通,你自然会得到解释的。

以上所谈,为了使读者明了注释一般的情况以及如何利用它,原非为本书的缺点解嘲。就本书来说,诚恐不免尚有错误。当选录和注释之初,原想尽力排除个人主观的偏爱成见,而忠实地将古人的作品、作意介绍给读者;及写完一看,这个选本虽稍有新意,仍未脱前人的窠臼。选材方面,或偏于消极伤感,或过于香艳纤巧,这虽然和词本身发展的缺陷有关,但以今日观之,总不恰当。而且注释中关于作意的分析和时代背景的论述,上中两卷亦较下卷为少。注释的其他毛病,如深而不浅,曲而未达,偏而不全,掉书袋又不利落,文言白话相夹杂等等,那就更多了,自己也难得满意,更切盼读者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