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到最后的是尊严

望洞庭湖赠张丞相

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

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

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

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

唐代文人仕宦主要有三个途径：祖荫、科举和举荐。祖荫就是贵族或者官宦子弟凭借祖上的地位取得官位，这当然是出身中下层的士人无法企及的；科举制度始于隋朝，在唐代主要有两种，一个是进士，一个是明经，前者难度很大，文人们往往皓首穷经亦不得其门而入，故有“五十少进士”之说，意思是五十岁考上进士都算年轻的，明经虽然好考，但是考上之后官位相对也较低，为很多士人不齿，更重要的是，对一些心高气傲的文人来说，让他们乖乖进入考场接受那些莫名其妙的考题的裁判是对他们的侮辱，因此，唐代很多文人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隐居这个途径。唐代的隐居其实不是纯粹意义上的避世，而是在保留尊严的前提下入仕的一种手段，狂放如李白者，也使用过这种手段，一旦他被皇帝召进宫，还是忍不住吟出“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心声。当时隐居最好的地方是终南山，因为此山离国都长安不是太近，保留了文人的一丝清高；也不是太远，不至于皇帝找不着自己，所以，从卢藏用终南隐居得官之后，后人都戏称这种方式为“终南捷径”。

后人对“终南捷径”多持讥讽态度，认为他们隐居的动机不纯。我倒是以为，他们是在用这种方式保留文人最后的一点自尊，一来唐代科举制度还不是很完善，也远未达到太宗所说“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的地步，二来唐代的宽宏和开放为文人的发展提供了多种可能，因此，隐居求仕在唐代也是一种常态，无可厚非。隐居求仕的盛行，也造就了唐代干谒诗的发达。所谓干谒诗，就是用诗歌向高位者表明心迹，展现自己才华的一种诗歌，而在唐代众多的干谒诗中，孟浩然的这首诗可以说是别具一格的。

中国文人往往在保持自己的清高和沦为朝廷的帮闲之间挣扎，而越是在专制社会的早期，这种挣扎越是明显。一方面诗人高喊“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以个人的才华对抗整个专制机器；一方面又经常自比作妻妾甚至妓女，向丈夫（皇帝或权贵）倾诉被抛弃之后的衷肠，从屈原《离骚》到白居易《琵琶行》莫不是如此。而干谒诗更大多是低声下气卑躬屈膝，有些甚至有搔首弄姿卖弄风情之嫌，例如朱庆馀向张籍打听考题的《近试上张水部》：“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不惜把自己比作洞房花烛之后要见公婆的新媳妇，惴惴不安问老公：“我要怎么样化妆才能得到公婆的欢心呢？”这种臣妾式的视角，在唐代干谒诗中是屡见不鲜的。

而孟浩然的这首诗起句即极有气势，作者的视角绝不是仰视，至少是平视，甚至像是俯视：浩荡的八百里洞庭奔来眼底，波涛和着作者胸中的一腔壮志翻滚奔腾，水天一色，不由得使人想到，庄子所说的鲲化为鹏水击三千里，扶摇直上九万里的景象马上就会出现在眼前。在这样的豪气面前，不论是曾经让司马相如为之倾倒的云梦泽，还是稳如磐石的岳阳城都已经消失在眼角的余光之外。而干谒诗的主体部分：求官，作者也写得极其含蓄而别致，以渡水无舟委婉地向曾担任宰相的张九龄倾诉自己无人引荐之苦，以耻于端居言自己报国之志，与那些作女儿态低声下气的邀官者自不可同日而语！最后一句以羡慕垂钓者收束，干净利落，不着痕迹。

孟诗以清旷冲澹为基调，但“冲澹中有壮逸之气”（《吟谱》）这种“壮逸之气”，不仅来自那个伟大奔放而自信的时代，更来自作者对自己尊严的肯定和珍惜。对于真正的诗人来说，他们可能被剥夺很多东西，地位、名誉、金钱、财富，最后给他们剩下的是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