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敌人变成人李颀
古从军行
白日登山望烽火,黄昏饮马傍交河。
行人刁斗风沙暗,公主琵琶幽怨多。
野云万里无城郭,雨雪纷纷连大漠。
胡雁哀鸣夜夜飞,胡儿眼泪双双落。
闻道玉门犹被遮,应将性命逐轻车。
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蒲桃入汉家。
冉云飞先生在《像唐诗一样生活》中说:
当异族侵略,国破家亡,不战即自行消灭,那么起来一战便是唯一的选择,这便是某些边塞诗存在的理由。但如果只是一味地歌颂铁血,那么这样的诗作即便可哄传一时,转瞬即会湮没无闻的,因为违反人性的东西,不管它表面看上去多么崇高,多么大言玄玄,终究会被弃若敝屣。
李颀,东川人,幼时住在颍阳(今河南许昌)。《唐才子传》说他开元二十三年中进士,任新乡县尉。但是“性疏简,厌薄世事”,喜欢修道,服食丹药,他的诗“发调既清,修辞亦秀。杂(言诗)歌(行体)咸善,玄理最长,多为放浪之语,足以震荡心神”。看来他在诗歌史上主要是以隐士诗人的面目出现的。施蛰存先生的《唐诗百话》中选评的是他的《渔父歌》,大概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而事实上,李颀最为后人称道的还是他的边塞诗,其中成就最高的就是这首《古从军行》。
战争的本质就是反人性的,不管这战争披上的是什么外衣。在正常情况下,平民百姓是不愿意打仗的,在面临战争的时候,普通百姓感觉的往往是费解和茫然。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中,谈到战争的起因时,几个普通的士兵曾有这样的一段对话:
“(战争的起因)大多是由于一个国家严重地侵犯了另一个国家。”阿尔贝特答道,带着轻微的骄傲神情。
于是恰登装出十分迷茫的样子:“一个国家?这我可不理解。德国的一座山不可能去侵犯法国的一座山。或许说一条河流,一片树林,一块麦田,都不可能去冒犯别人家的。”
“你是真的那么愚蠢,还是故意捉弄我呢?”克罗普喃喃地抱怨着说,“我根本不是那样说的。一个民族侵犯了另一个民族……”
“那么在这里,根本就没有我的事儿,”恰登答道,“我自己并不觉得有人侵犯了我。”
“那就让我来告诉你吧,”阿尔贝特有点气恼地说,“这根本不是由你这样的乡下佬来决定的。”
“这么说,我就马上可以回家去啰。”恰登固执地说,我们大家都笑了。
回家是不可能的,因为听说军队思归的消息,汉武帝马上派出使者守住了玉门关,阻挡士兵回到家乡。关于战争的起因,这些昨天还是教师、理发师或者铁匠的普通士兵当然更不知道,也许只是因为皇帝喜欢大宛的千里马,或者是想尝尝西域葡萄的滋味,于是,无数无辜的将士就要为之而付出自己的生命,无数的家庭也要饱尝失去亲人的痛苦。
这些秘密,当权者是不会告诉这些老百姓的,士兵们只会被告知:战壕那边的是敌人,是十恶不赦的恶棍,是杀人不眨眼的魔鬼,《西线无战事》中的那些士兵们在学校的时候就被这样的观念不断洗脑,有人力图消灭他们头脑中敌人与人的任何联系,将生命模糊化,将敌人符号化,直至妖魔化。目的只有一个:消灭士兵们的人性,使其能更好地为反人性的战争卖命。《西线无战事》中,当士兵博伊在战壕里刺死了一个法国士兵的时候,他从垂死的士兵的衣袋里翻出了他与他家人的照片,对着慢慢咽气的敌人,博伊充满忏悔地说:
从前,对我来说,你不过是一个抽象概念,一个活在我头脑里的逻辑联想……我刺向的,正是那个联想。可是现在,我才看到你是一个像我一样的人……为什么他们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们,说你们也和我们一样是一些可怜的人,你们的母亲也像我们的母亲一样在着急,我们都一样怕死,也一样会死,一样会痛苦。饶恕我吧,伙伴,你怎么会是我的敌人呢?
博伊开始明白了,敌人原来也是人,李颀也明白了,战争不管对男人还是女人,对己方还是敌方都是残酷的,战场的这边,是“年年战骨埋荒外”,战场的那边,是“胡儿眼泪双双落”。这两句诗超越了唐代所有的边塞诗的高度,向着一片咬牙切齿的杀声中发出了微弱但是又尖锐的质问:“敌人不是人吗?”那些被当权者蓄意模糊化的生命开始清晰,人性的光辉开始在血泊中升起。可惜,他的质问被排山倒海的战鼓声湮没了,他的这首诗甚至也不为很多人重视,在一些评论家眼里,李颀成就最高的似乎还是那些游仙访道的诗。这不仅是李颀的悲哀,也是中国人的悲哀。一个无法把敌人当人的民族,也不可能把自己人当人的,因为人一旦失去了人性,必将堕入魔道,万劫不复。而为了将反人性的战争合法化正义化,敌人不但被符号化,更是被妖魔化,当权者总是高声叫嚣“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外族都被冠以“蛮夷”的称号,其实也就是在赤裸裸地宣布:敌人不是人,而是与猪狗无异的动物,对待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对待敌人,就应该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残酷无情……崇高的人性和伟大的生命关怀,在这里已经成为迂腐和不切实际,残暴和屠戮被披上了神圣的外衣供上神坛,外衣上绣着金色的字样,有“民族”,有“国家”,有“正义”,有“勇敢”,唯独没有“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