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居是为了做官

唐代文人入仕主要有三种途径，第一：通过祖荫做官，即贵族官宦子弟通过祖上的功劳而得到官职；第二：通过科举做官，这几乎是现在所有读书人的必经之路，但是在唐代，很多人却不愿经过这条路，其原因主要是不愿放弃尊严来获得官职。唐代科举考试最初由吏部考功员外郎主持，玄宗时改为由礼部侍郎主持。考试之日，考生须自带蜡烛、水炭、饮食及各种考试所用之物，通过层层关口，方得进入贡院。舒元舆曾上书陈述其中甘苦：

试之日，见八百人尽手携脂烛水炭，洎朝脯餐器，或荷于肩，或提于席，为吏胥纵慢声大呼其名氏。试者突入，棘闱重重，乃分坐庑下，寒余雪飞，单席在地。

这样的羞辱，是很多心高气傲的读书人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因此，很多文人选择了第三种途径：隐居。

唐代的隐居照现在的观点看来，很多是动机不纯的，比如著名的“随驾隐士”卢藏用，皇帝在长安，他就在终南山隐居，皇帝在洛阳，他就在嵩山隐居，最后终于被皇帝得知，让他做了官。卢藏用曾指着终南山对司马承祯说：“此中大有佳处。”司马承祯却略带讥讽地回答：“这只是终南捷径罢了。”后来，人们就将通过隐居来换取官职的方法称为“终南捷径”。走这条捷径固然有沽名钓誉之嫌，但是如果从读书人不愿放弃尊严来获取功名的角度看，似乎也无可厚非，而且，在当时，隐居求仕者似乎也与朝廷达成了某种默契，皇帝也经常颁布“显岩穴之士”的诏书，请这些隐居者出来做官。因此，终唐之世，这条捷径不断地有人在走，李白就是其中的一个。

李白“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十五岁学习剑术，二十岁前后在匡山读书，学习纵横之术。开元十四年（726年），李白“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他坚信：“天生我材必有用。”

开元二十四年，他去山东，又和孔巢父、韩准等人隐居祖徐山的竹溪，时人号为“竹溪六逸”。终于，天宝元年（742年），李白被朝廷征召去长安，长期的隐居生活终于获得了回报，临行时，李白高唱：“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踌躇满志之情跃然纸上。

在贺知章和玉真公主的推荐下，李白终于得到了玄宗的接见，并以翰林供奉的身份被安置在翰林院。

这是一个很容易让人误会的职位。

学士之制始于太宗，李世民最有名的十八名大臣就号称“十八学士”，但是当时没有专门的机构名号。乾封之后，设立“北门学士”，玄宗初年改为“翰林待诏”，后来的宰相张说、张九龄等都出身于此。之后改为“翰林供奉”，与集贤院学士分别掌管皇帝诏书。唐代的学士，弘文馆、集贤院也有设置，但是分隶属于中书、门下二省，职位较轻。唯独翰林院独立无所隶属，直接由皇帝差遣，其升迁之迅速远非其他职位能比，当时人们称翰林学士为“内相”，目为“天子私人”。在宫廷宴饮时，翰林学士的位置仅次于宰相，比一品官员都还要高，可见其权势之大。

从七世纪开始以后的不多几年起，翰林院就变成了一个兼容并包的掌握各种学术和实际才能专家的集团，以备皇帝对各种专门问题的咨询。在唐玄宗时代，翰林院（从前称为翰林学士院）改变了它的性质，它摒弃了纯技术人员，而宠遇有卓越文才的人。在这同时，翰林学士则参与了起草国家重要文件的工作。根据约定俗成的办法，一般文件由中书舍人起草，或者由六部适当的秘书人选起草。但是从八世纪中叶起，翰林学士起草的东西就多了，其中有很多是皇帝的诏敕、高级官员的晋升令、对申诉的裁答，以及对外邦统治者的往来信件等等。翰林学士无定额，虽然通常在一个时期内平均约为六人……有几位翰林学士有时竟能与宰相的权势相抗衡。例如，陆贽就被人称为“内相”。在德宗的孙子宪宗（805—820年在位）时代，被选入翰林院的青年人是出类拔萃的人，可能有一个锦绣的仕宦前程在望。中年的翰林学士可能有直接被任命为宰相的最佳机会。

——《剑桥中国隋唐史》

但是，李白担任的翰林供奉，并不是上文所说的翰林学士。自唐玄宗后，翰林分为两种，一种是翰林学士（即前一则资料所说的有卓越文才的人），供职于翰林学士院；一种是翰林供奉（即上则资料所说“专业技术人员”，包括医药、音乐、占卜等方面的人才），供职于翰林院。翰林学士担当起草诏书的职责，翰林供奉则无甚实权。所以，尽管顶了个“翰林”的名号，但是李白担任的翰林供奉，不过是像司马迁所说的“倡优蓄之”（《报任安书》），地位比弄臣高不了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