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最大的爱

又呈吴郎

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

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

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

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

孙涛先生所著《同一首诗》序中有一段话：“萧伯纳说过：许多英国人终生不看莎士比亚，是因为幼年时老师强迫种下的恶果。林语堂也说过，许多中国人离校之后终生不再读诗，是旨趣未到而学校逼其必做所致。失败的语文教育，败坏了我们对美丽诗词的胃口。”这种败坏也许是致命的，因为在老师的威逼和教鞭之下，我们很可能永远地错过了人生中一些最美丽最珍贵的东西。

大历二年（767年），杜甫离开成都，流落到夔州。住在瀼西的一所草堂里。草堂有几棵枣树，附近的一个老寡妇经常过来打枣。杜甫从不干涉。杜甫离开之后，把草堂让给一位姓吴的亲戚，走后，他特地留下了这首诗。

杜甫作诗向来字斟句酌，号称“语不惊人死不休”，但是这首诗却不事雕琢，平白如话：前两联交代打枣的妇人是穷困无子的一个老寡妇，告诫亲戚，人不是穷到没路可走的地步，谁愿意去做这样近乎“偷”的事情？她来打枣的时候也是心怀恐惧的，正因为这样，我以前对她都十分亲切，生怕吓着了可怜的妇人。颈联杜甫委婉地对吴郎提出了批评：她来打枣的时候，你做出冷淡的样子也就够了，再插上篱笆，仿佛是真的从此不允许她来打枣，这恐怕也不是你的本意吧？最后一联杜甫的眼光离开了那几株瘦削的枣树和比枣树还要瘦削的老妇人：战乱年代，征赋无穷，和她一样的身处苦难的人还不知道有多少，想起这些，我就不禁潸然泪下。

梁启超先生说，杜甫是“情圣”，因为“他的眼光，常常注视到社会最下层，这一层可怜人的那些状况，别人看不出，他都看出；他们的情绪，别人传不出，他都传出”。其实我想还有一点，就是杜甫在同情受难者的时候，却如梁启超先生所说“作者的精神和那所写之人的精神并合为一”了，但是，他其实总是把自己忘记了。

杜甫七岁学诗，十五岁扬名，但是人生之路却总是遍布坎坷。天宝五载至十四载，他一直困守长安，穷困潦倒。一个大雪的冬夜，当诗人从外面回到家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幼子已经饿死。天宝十四载（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杜甫陷贼，逃脱之后奔赴肃宗行在，被授予左拾遗官职，不久又因房琯案忤旨，几乎被杀。后投奔友人剑南西川节度使严武，在成都居住四年，这四年应该是杜甫一生中最安定幸福的四年，但是仍然生活艰难，草堂破陋，“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严武虽是杜甫挚友，但性格凶暴，多次想杀杜甫，赖严武母亲救护，杜甫才幸免于难。四年后严武去世，杜甫失去凭依，带着家人登上了那条漂泊的船。就在写完《又呈吴郎》的第三年，杜甫在湘江支流的一条船上去世，时年五十八岁。

苦难对人的影响，无非三种：最下者埋怨命运不公，由怨天尤人而到仇恨外物，于是堕入魔道；中者以此为动力，改变自己命运，但是若存心不厚，也可能沦为于连之属，即使有朝一日得志，也必为小人；最上者，因其对苦难体会良深，于是更能理会别人之苦难，甚至在面对别人苦难的时候，忘记了自己的苦难，这样的人，命运依旧坎坷，身份依旧卑微，但是灵魂却因此而不朽。杜甫就是这样的人。凡俗人如我辈，能做到中者已属上乘，于是，现在依稀明白，杜甫为何被称为“圣”了。因为他对自然、对万物、对人，有一种近乎执迷不悟的爱，无视自己的命运和苦难，无视自己的颠沛流离，当他对比自己更苦难的人毫无矫饰地表现这种爱的时候，仿佛自己已经是钟鸣鼎食的王公，也许他的确是的，在精神上，他永远是富翁，因为他拥有这样博大的爱。

想起以前读《南史》时看到的陶渊明的一段故事：陶渊明在当那个只能挣五斗米的彭泽令时，没有带家人一起上任。在他任职期间，有一天，他送了一个仆人给儿子，并附上一封信，信里说：

“我把这个人送给你，帮你做些粗活，他也是别人家的孩子，你一定要善待他……”

在我心中，陶渊明的这段话远比他已经被政治化和工具化的厌恶官场黑暗之类的口号诗句要伟大得多。因为与其空泛虚伪地高谈政治，不如把眼光放到自己身边，真正去关心那些需要关心的人。时隔一千多年，郑板桥在一封家书里面也告诫道：

家人（家里的佣人）儿女，总是天地间一般人，当一般爱惜，不可使吾儿凌虐他。凡鱼飧果饼，宜均分散给，大家欢嬉跳越。若吾儿坐食好物，令家人子远立而望，不得一沾唇齿；其父母见而怜之，无可如何，呼之使去，岂非割心剜肉乎！夫读书中进士作官，此是小事，第一要明理做个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