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泥土的滋味调和生命的盛宴

刘禹锡与柳宗元不仅是科场同年，而且是终生好友，为了让刘禹锡能奉养老母，柳宗元甘愿用自己的贬所换取刘禹锡更荒僻的播州，柳宗元去世之前，专门给刘禹锡写信托付后事，其文集也由刘禹锡收藏并刻印；他们的文学声望也大致相等，都是在中唐享誉一时；两人的政治命运也十分相似，都是因为永贞革新而被贬，远窜遐荒。但是，两人的结局却大不一样：柳宗元终于柳州刺史，年仅四十七岁，而刘禹锡在连州刺史之后，还做过三任刺史，终于太子宾客之职，享年七十一岁。我经常在想：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两位好友命运的如此不同？

翻看两人的诗作，不难发现，柳宗元诗歌大多是抒发被贬之后的悲凉和对故土的思念之情，文多悲怆，辞甚凄凉，似乎作者不是用笔墨，而是用鲜血写就了这些诗章；而刘禹锡固然也有抒发贬谪之情的诗歌，但是在他的全部作品中，这些并不占主要地位，更值得人注意的是，刘禹锡的诗歌中有一块散发着清新的泥土气息的小花园，这块花园，几乎是此前的其他诗人都没有的，而恰恰就在这块小花园里，栽种着欣欣向荣的青青芳草，盛开着极富生命感的艳丽的鲜花。或许，这就是诗人在贬谪的困顿和凄凉中对抗官场和命运的凄风苦雨的雨伞？这片小花园的门上，写着三个字：竹枝词。

竹枝词，简称“竹枝”，早期的竹枝词多以“竹枝”和“女儿”两词作为衬词，估计竹枝词的名称便由此而来。竹枝词又叫“巴歙”，巴即巴郡，即现在重庆东部奉节至宜宾一带，歙就是民歌。施蛰存先生在《唐诗百话》中说：

所谓“竹枝歌”，大概是当地青年男女在竹林里劳作时的对唱歌谣。这个名称也是当地特有的，正如苏州称为“山歌”，是山上劳动人民的歌谣。福建有“采茶歌”，是采茶姑娘的抒情歌谣。山东有“渔歌”，是渔民的歌谣。各个地区的这一类歌谣，都是劳动人民歌唱他们自己的工作与生活，就是所谓“劳者歌其事”。

巴人善歌舞，他们民间的竹枝词都是能唱能跳的，每逢佳节，巴人便聚在一起，击鼓踏歌，刘禹锡在《竹枝词九首并序》中曾记载过观看巴人唱竹枝的热闹情景：

四方之歌，异音而同乐。岁正月，余来建平，里中儿联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睢舞，以曲多为贤，聆其音，中黄钟之羽。卒章激讦如吴声，虽伧仟不可分，而含思宛转，有淇澳之艳音。

刘禹锡初贬朗州司马，朗州即今湖南常德，靠近屈原故里。在这篇文章里，刘禹锡曾说自己受屈原《九歌》的启示而创作了一些诗歌：

昔屈原居沅湘间，其民迎神，词多鄙陋，乃作《九歌》，到于今荆楚歌舞之。故余亦作《竹枝》九篇，俾善歌者扬之。

这种音乐，在一般士大夫眼里，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白居易谪居江州的时候，就说当地的民歌是“呕哑啁哳难为听”。虽然刘禹锡也随着大流先承认竹枝词“词多鄙陋”，但是他自己却不避这村野鄙陋，而是以士大夫身份，主动去采集民歌，并改造民歌，创造民歌，于是，竹枝词这朵原本只在深山中开放的小花，被诗人移栽进了唐诗的江山。

杨柳青青江水平，

闻郎江上唱歌声。

东边日出西边雨，

道是无晴却有晴。

文人诗歌多以典故卖弄学识，而民歌则多用比兴寄托情感，以双关表达情愫。这首竹枝词首句便描写出一幅充满生命感的鲜活画面：春和景明，杨柳青青，女孩斜倚碧树，江上传来情郎撩人心扉的情歌。这种景象，即使是一千多年后的我们，也只能在《刘三姐》一类电影中看见。学者的典故大多来源于古书，而民歌如果说有“典故”的话，这“典故”也多半来自身边的自然，来源于自己与自然交接时的生活体验：东边日出西边雨。没有佶屈聱牙的古文，没有晦涩高深的春秋笔法，自然之母的一颦一笑，一举手一投足，都是最富于生命张力的诗歌题材。而末句更是借用巧妙的谐音双关：你不是说无晴（无情）吗？为什么还是有晴（有情）呢？生长在明澈山水里的女孩，是不会有深宅大院里的闺秀们那么深的心思的，看到这首诗，仿佛就看见了水一样明澈的女子的内心：情思柔婉，神韵自然，毫无做作之态。如果不看落款，恐怕很少有人能相信，这首竹枝词就是出自饱读诗书，动辄子曰诗云的文人之手。

上面这首竹枝词是刘禹锡流传最广的一首诗，除此之外，他其他的竹枝词也是颇可圈点，流传甚广的。如他借女子之口表达对爱情前途的担心：

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