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历史的荒诞与悲凉

王朝的兴衰总是“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在末世时代，不仅国运不可避免地走下坡路，就连人的精神面貌都与以前完全不一样。谁能相信被外戚凌辱得生不如死的汉代末世皇帝们竟是雄才大略的高祖、武帝的子孙？谁能相信饱食终日只会提笼架鸟的八旗子弟竟然就是不可一世的努尔哈赤、皇太极的后代？唐代也是如此，创业之君们的英姿勃发已成陈迹，守成之君们的朝乾夕惕也离现实越来越远，日渐衰亡的帝国就像一辆破旧不堪的牛车，日渐走近最后的终结。

晚唐的咏史诗，如李泽厚先生所说，更像是帝国衰亡的预言。衰世中的诗人们观照历史，往往不会有盛世诗人的过于饱满的豪迈，也没有后盛世诗人对未来的期待，而是自觉地抛弃了附丽于历史之上的崇高冠冕，更自觉地透视到历史的深处，触摸到历史的荒诞与可笑，感觉到那隐藏在历史深处的浓黑的悲哀。杜牧就是这样的诗人。

杜牧传世的二百余首诗中，最为人称道的是他的咏史诗。后人评价杜牧诗歌，多言其风格俊爽，但是却忽略了杜牧诗歌在思想上最重要的一个特点：角度独特，思想深邃。杜牧诗歌往往能独辟蹊径，从常人不到之角度入手，一击即切中要害，余音袅袅，令人回味。如这首《题乌江亭》：

题乌江亭

胜败兵家不可期，

包羞忍耻是男儿。

江东子弟多才俊，

卷土重来未可知。

受司马迁的影响，后人多将项羽乌江自刎当成气节尊严的崇高祭品供上神坛，就是晚杜牧三百多年的女词人李清照也说“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一个民族固然不能没有气节，但是在衰亡末世，诗人更关注的恐怕还是如何少谈高调，多做实事。因此诗人借谈项羽发议论，其目的也许是在告诫统治者：即使是面临山穷水尽，也不能放弃希望，而应该忍辱包羞，尽力一搏。

杜牧咏史诗的角度新颖，还在于他不是像一般诗人一样，拼命把自己拔到某个高度，站在奥林匹斯山上俯瞰历史，而是喜欢选取一些“小”角度，剑走偏锋，斜挑在前人看来是不可冒犯的历史。于是，道貌岸然的典籍和史实被重新解构，更被赋予了更深层的含义。如鲁迅先生从史书中读出“吃人”二字一样，杜牧从历史中读到的则是荒诞与悲凉。杜牧喜欢选取的这种“小”角度，就是女性。

过华清宫绝句

长安回望绣成堆，

山顶千门次第开。

一骑红尘妃子笑，

无人知是荔枝来。

揭开高墙深宫的重重帷幔，隐去庙堂祭坛的神圣光环，诗人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荒诞而无奈的事实：专制制度之下，一个女人的口腹之欲竟然可以引起全国性的多米诺效应：岭南人民的辛勤耕耘，驿站的“人马僵仆于道”，（《新唐书》）朝廷大臣以为发生军国大事的惊恐，平民百姓遭受的磨难，竟然只因为皇帝的爱妃想吃几颗新鲜的荔枝！妃子一笑，帝王展颜，不由得让人想到周幽王为搏褒姒一笑而烽火戏诸侯的典故。一般人认为，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世走向衰亡的分水岭，但是这首区区二十八个字的小诗却尖锐指出：从唐明皇为杨贵妃不惜耗费国家资源劳民伤财运送荔枝时开始，帝国就已经注定了败亡的命运。

而接近末世的王朝，王公贵族们似乎也并不关心很快将到来的覆亡，仍然是其乐融融，歌舞升平。

夜泊秦淮

烟笼寒水月笼纱，

夜泊秦淮近酒家。

商女不知亡国恨，

隔江犹唱《后庭花》。

有人说杜牧此诗是讽刺商女无知，咏唱亡国之音，这种说法显然是荒谬的。作者从商女入手，只是因为从当时的情境着眼，这样入手最为自然真实，而并非讽刺她们。商女没有选择曲目的自由，叫她们歌唱这些靡靡之音的，还不是酒家里饱食终日的达官贵人？越是在末世，统治者越是喜欢粉饰太平：天下升平，海内晏然，功过三王，德迈五帝。可是，富于忧患意识的诗人却从这“盛世歌舞”中听到了帝国的大厦倾倒时的巨响，听到了无数百姓在乱离中无尽的哀号。在诗人看来，动人的歌声就是草民的惨呼，飘舞的长袖就是蔽天的旌旗，杯中的美酒就是浸透大地的鲜血！

而我以为，杜牧咏史诗最直抵历史的荒诞与悲凉的，莫过于这首《赤壁》。

赤  壁

折戟沉沙铁未销，

自将磨洗认前朝。

东风不与周郎便，

铜雀春深锁二乔。

我一直以为，凡是号称自己已经洞彻历史发展规律，甚至自称能决定历史走向的观点都是痴人说梦。统治者总是主张自己乃顺天应人，不是将历史作为一种客观的存在予以尊重，而是将历史作为一种自己意识形态的演习进行宣传，再辅以对历史的歪曲与篡改，于是，前代所有的历史就成了为圣王扫开道路的清道夫。所有这一切，无非是想证明：历史是有必然性的，这个必然性，就是我是万古不变的统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