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论词书信与论词日记（第3/6页）
足下谓燕闲之作，不能豪放，激昂之作，不能婉约，此尽人皆知之理，盖一篇之内，不可能有两种不同风格存在也。至于同一人之作品，风格有婉约，有豪放，则当视其主导方面为何者而定，若东坡、稼轩，就其词作风格主导方面而论，固皆词家之豪放派也。足下对东坡、稼轩风格之评骘，似非笃论。稼轩词如“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 “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 此等语非不豪放，然又何关乎民族革命情绪？东坡词如“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此等语非不豪放，然又何关乎政治上之愤慨？李易安历评晏、柳、欧、苏诸公之词，皆少所许可，似过于苛求，迹近狂妄，然其主旨，要不外证成其“词别是一家” 之说而已！所谓“词别是一家” 云者，即词之风格体裁，宜于婉约，所谓“小红低唱我吹箫” 者，庶几近之。故词易于婉约，而难于豪放，而其流传之广，亦惟婉约之词，此所以凡井水饮处，皆歌柳词，而少有歌苏词者也。惟其难于豪放，故豪放之词更弥足珍贵，即谓为词之正宗，又何不可？阁下谓“以豪放为正宗，此即极‘左’之论” ，未知何所据而云然，弟殊以为未安，岂“四人帮” 之流，亦苏、辛词之崇拜者乎？即以婉约为正宗，亦未见得“即不许壮烈意志阑入文学” ，如易安《武陵春》词：“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 造语何等婉约，而家国之悲，兴亡之感，亦即隐寓于字里行间，又何尝不足以激发人之壮烈意志？岂必如放翁《诉衷情》词云“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在沧洲。” 造语不婉约者始得许壮烈意志阑入文学乎？然我恐以之为词之正宗，又成极“左” 之论也。
阁下谓：“宋人论词，未尝分此二派。” 此亦未然。盖婉约、豪放，乃近人语，宋人初未尝以此名派，然名者实之宾，若循名责实，则宋人论词，又何尝未分此二派？独不见俞文豹《吹剑续录》中所载之故事乎？《续录》云：“东坡在玉堂日，有幕士善歌，因问：我词何如柳七？对曰：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 此岂非婉约、豪放二派之区分乎？俞文豹固明明为宋人也。
鄙见如是，初未允当，阁下如有异议，望勿吝赐教。此复即颂
撰安
弟周楞伽顿首
一九八〇年三月十五日
周楞伽再答施蛰存
蛰存先生：
三月十八日复函敬悉。弟与先生之差异，决不止于对一个“派” 字的认识，或“派” 与“体” 二字的解说不同，看法各异。来书谓：“婉约、豪放是风格（即先生所谓“体” ），在宋词中未成‘派’，在唐诗中亦未成‘派’，李白之诗，可谓豪放，李白不成派也；杜诗不得谓之婉约，不必论。” 弟则谓岂止宋词已成派，唐诗已成派，甚至上溯建安，下推江左，皆已成派，即汉赋亦如扬雄所云有“丽则” 、“丽淫” 之分，况等而下之哉？“邺下曹刘气尽豪” ，此豪放派也；“江东诸谢韵尤高” ，此婉约派也，惟当时无婉约、豪放之名称，故遗山论诗，仅云“若从‘华’‘实’评诗品” 而已！
先生所斤斤计较者，无非在结成诗社宗派，始得谓之“派” ，故云“宋诗惟‘江西’成派，‘江湖’成派，因有许多人向同一风格写作，蔚成风气，故得成为一个流派。” 由此得出结论：“‘西昆’，体也；‘花间’，亦体也，皆不成派。” 弟今请反问先生：“花间” 非亦有许多人向同一风格写作，蔚成风气乎？何以不能成派？先生因“西昆” 有《酬唱集》，故先云“西昆” ，体也。后又云“勉强可以成派，但文学史上一般均称体也。” 就弟所见文学史而论，对“西昆” 或称体，或称派，或派、体混称，对“花间” 则一致称派，未见有称“花间体” 者，此足以驳倒先生之说而有馀矣。
先生亦承认“李白之诗，可谓豪放” ，然“李白不成派” 者，无非因李白一人而已，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故李白不成派也。然普天下皆公认李白诗歌为豪放派，非先生一手所能推翻。杜甫为现实主义大诗人，“实” 与“华” 相对，故先生谓“杜诗不得谓之婉约” ，似亦振振有词，然“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 ，“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 ，“繁枝容易纷纷落，嫩叶商量细细开” ，此等句能不谓之婉约乎？杜甫之诗，有豪放，有婉约，自不能概以婉约名之，然元稹作子美墓志铭云：“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 试以文中除风、骚外所提诸家计之，“沈、宋” 、“苏、李” 、“徐、庾” ，较之“曹、刘” ，究竟华居多抑实居多？婉约居多抑豪放居多乎？是则杜诗之境界亦不难窥见矣。至于子美自己论诗，则既崇清新（豪放），亦尊华丽（婉约），故云：“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 清词与丽句并称，且皆必与为邻，此所以既“窃攀屈、宋宜方驾” ，而又“颇学阴、何苦用心” 也。然若执此以观，以为子美于清新（豪放）、华丽（婉约）二者无所轩轾于其间，则亦未见允当，究竟子美之所心仪、所欲师法者，为阿谁乎？子美于清新刚健之豪放一派，赞扬则有之，推崇则有之，此即“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 是，然我未见其有继承师法之意；惟于婉约华丽一派，一则云“窃攀屈、宋宜方驾” ；再则曰“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 ；三则曰：“李陵、苏武是吾师” 。两两相较，杜甫之欲师承婉约，已不待烦言而后明，何足下犹执意谓“杜诗不得谓之婉约” 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