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恶之花》

郭宏安

 

引 言

 

在古代，种种原因使许多作品散佚流失，一位伟大的作家可以只有很少的作品。那么，在近现代，一本薄薄的只包含一百多首诗的小书能够使一个人厕身一国乃至世界最伟大的诗人之列吗？如果能，这个人一定是一个独特的人，这本书一定是一本非凡的书。

 

文学的历史果然提供了一个绝无仅有的例证。这个人是法国诗人波德莱尔，这本书是《恶之花》。波德莱尔的独特不在于他的怪诞，而在于他的清醒；《恶之花》的非凡不在于它的刺激，而在于它的深刻。

 

1857年6月25日，《恶之花》经过多年的蓄积、磨砺，终于出现在巴黎的书店里。它仿佛一声霹雳，刹那间震动了法国诗坛，引起了沸沸扬扬的议论；它又像是一只无情的铁手，狠狠地拨动着人们的心弦，令其发出“新的震颤”。

 

它不是诺瓦利斯的“蓝色花”，虽然神奇诡异却并不虚幻缥缈，因为它就扎根在具体的时空里。它有着不可抗拒的诱惑力，却令怯懦者畏葸不前，因为它揭开了人心最隐秘的角落。它又蕴藏着地火一样的潜在的威力，使秩序的维护者胆寒，因为它是一颗不安的灵魂的抗议。

 

果然，《恶之花》遭到了“普遍的猛烈抨击，引起了人们的好奇”。“好奇”，正是作者的追求；“抨击”也不能使他退缩；然而，跟在“抨击”之后的却是法律的追究，这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第二帝国的法庭自然不配做诗国的裁判官，可就在文学界，这本不厚的小书也引起了唇枪舌战，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毁誉参半，相持不下。竟使得波德莱尔在法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久久不能排定。

 

　　儒勒·瓦莱斯问道：“他（波德莱尔——笔者注）的‘不朽’能维持十年吗？勉强！”

 

　　青年时代的艾米尔·法盖心中常想：“《恶之花》不是传世之作……”

 

　　1884年，莫里斯·巴莱斯认为，有朝一日，《恶之花》“将被人遗忘”。

 

　　1917年，纪尤姆·阿波利奈尔断言：“他（波德莱尔——笔者注）的影响现在终止了，这不是一件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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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 1987年 11月 1日，法国《快报》周刊（第1426期）公布了一份 《法国在读书》的调查报告，报告表明：46％的读者喜欢阅读波德莱尔的作品，而所谓“波德莱尔的作品”，只能是《恶之花》和他的散文诗集《巴黎的忧郁》，而后者可以说是前者的形式上的对应物，在精神上“仍然是《恶之花》”。此类调查报告几乎年年都有，而波德莱尔和他的《恶之花》也几乎总是名列前茅。

 

　　此中的奥秘，正如路易·阿拉贡所说：“没有一个诗人能比波德莱尔引起人们更多的热烈情绪。”

 

　　关于诗，维克多·雨果说它“灼热闪烁，犹如众星”，阿尔弗莱德·德·维尼看到的分明是“善之花”，埃德蒙·谢雷却只闻到了令读者掩鼻的“臭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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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诗人，阿尔杜尔·韩波呼为“真正的上帝”，T·S·艾略特奉为“现代所有国家中诗人的最高楷模”，费迪南·布吕纳吉埃却称之为“旅馆中的撒旦”。……

 

　　针锋相对，各趋一端，毁誉双方的“情绪”果然“热烈”。于是，人们自然要问：

　　毒草乎，香花乎，《恶之花》？

　　鬼耶，神耶，人耶，波德莱尔？

 

　　多少年来，《恶之花》被包裹在一片神秘、危险、甚至邪恶的气氛中，诱惑着各个时代、各个年龄的读者。马克斯—波尔·福歇曾经这样描述过他最初阅读《恶之花》的情景：“《恶之花》被我的父母藏在柜顶……那只普通的柜子，在我看来，就是一株知善恶树。四十年过去了，我觉得还能感到当时的心跳，害怕楼梯上的脚步声，因不能完全读懂而痛苦，还有那看到愚蠢的图画时肚子里的骚乱……波德莱尔比其他人更使我体验到反抗和美妙的苦恼。他使多少人走出了童年时代啊！”

 

　　童年，既是指生理上的童年，更是指精神上的童年。那些敢于正视社会和人生的读者，通过《恶之花》，看到了一个满目疮痍的社会，体验到一个备受摧残的人生，听见了一阵阵从地狱中传来的呼声，他们心中或许会生出一股怜悯的暖流，或许会腾起一团反抗的怒火，或许会敲响一阵自警的暮鼓晨钟……总之，他们会获得一副更冷静、更勇敢、更深邃的目光，从而不再为虚伪的纱幕所蒙蔽，不再为盲目的乐观所陶醉，也不再为世间的丑恶所吓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