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时代的一面“魔镜”

　　斯丹达尔曾把小说比作大路上的一面镜子，照出过往的车马人群；雨果曾把戏剧比作一面浓缩的镜子，化微光为光明，化光明为火焰；而诗，却常常被比作时代的号角或抒情的芦笛。波德莱尔的《恶之花》，不是一只号角，号角太高吭，《恶之花》没有高昂明亮的音调；它也不是一管芦笛，芦笛太单调了，《恶之花》是复杂的人生和纷繁的世事的一曲交响。这本“有头有尾的书”，倒可以说是一面镜子，然而不是一面普通的镜子；社会的动乱，政权的更迭，人民的苦难，都只浮光掠影一般，在镜子的表面闪闪烁烁，转瞬即逝，而在镜子里深藏不去的，是一片光怪陆离、阴森可怖的景象，透出一股逼人的寒气，直射到观者心中最隐秘的角落。当波德莱尔发现没有一种美是不包含不幸的时候，不禁万分惊异，这样问道：“难道我的头脑是一面魔镜吗？”在他的头脑中，一切都被笼罩在浓重的忧郁之中。《恶之花》正是这个头脑中产生出来的一面魔镜。波兰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奥洛什科娃曾经这样写道：“我们可以把小说比作一种魔镜，这种魔镜不仅能反映出事物的外貌及它为众人所能看到的日常秩序，同样也能表现出事物的最深邃的内容，它们的类别和五光十色，以及它们之间所进行的相斥相引，它们产生的原因及其存在的结果。”这当然只是小说家们追求的一种理想，真正可以称为“魔镜”的小说毕竟是其中最优秀者。但是，小说一旦达到此种境界，便与波德莱尔对于诗的理解相通了，所以，巴尔扎克和福搂拜，在他看来都是伟大的诗人。就其精神实质来说，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和巴尔扎克、福楼拜、斯丹达尔等的优秀小说一样，表现的是一代青年的灵魂，及其在散发着铜臭气的氛围中的沉沦和挣扎；这是时代的情绪，历史的反光，被以间接曲折甚至变形的方式映照出来。

　　波德莱尔谈到《恶之花》的时候，曾经说过：“在这本残酷的书里，我放进了我全部的心，全部的温情，全部的信仰（改头换面的），全部的仇恨。”此言不虚，他被视为最真诚、最坦白、最勇敢的诗人，也因此有许多学者力图为他的每一首诗找出个人生活方面的依据。事实上，这并不是没有困难的，因为波德莱尔本人十分强调他的诗的非个人性，也就是说，他为了表现某种普遍的情绪和感受，而在书中采用了某些并不属于他个人的细节。当第二帝国的法庭勒令他删除六首诗的时候，他写信给一个杂志的主编说：“我将设法让人理解；——时而很高，时而很低。由于这个方法，我能够下降到丑恶的情欲之中。只有绝对居心不良的人才会不理解我的诗的有意的非个人性。”这种“有意的非个人性”被后来的象征派诗人理解为诗排斥纯碎的个人感情，这是后话。这里波德莱尔的意图却是清楚的：描写某种罪恶，可以把自己并不曾犯下的罪恶加在自己身上。正是这种方法，使《恶之花》远远地超出了作者自传的范围，而具有一种更为普遍、更为本质的意义。事实上，远在《恶之花》出版之前，波德莱尔就表示过反映社会上普遍的感情的愿望，他在论工人诗人彼埃尔·杜邦的文章中写道：“在一本不偏不倚的书中，讲一讲路易·菲利普治下的青年的感情、理论、外部生活、内心生活和风俗习惯，该是多么有趣！”这样的书他没有写，但是这种愿望化成了《恶之花》中的诗句。《恶之花》出版之后，波德莱尔针对一些人的攻击，自我辩护说，《恶之花》是“一本表现精神在恶中骚动的书”。波德莱尔的意图并未逃过他的同时代的人的眼睛。当1850年6月，《家庭杂志》发表他的两首诗时，曾有过这样的预告：“即将出版”的《边缘》一书，“旨在表现现代青年的精神骚乱和忧郁”。次年4月，《议会信使》杂志也曾有过同一本书的预告，其中说道，本书“旨在再现现代青年精神骚乱的历史”。我们知道，《边缘》乃是《恶之花》的雏型。这一切都表明，波德莱尔对《恶之花》所具有的历史的、时代的性质，在思想上是十分明确的。在一本抒情诗集中，作者就是抒情主人公，而抒情主人公的生活范围又超出了作者本人的实际经历，从而使诗集打破了作者自传的束缚，具有一种更广泛、更普遍、更深刻的社会意义，这种关系并不奇怪，文学史上并不缺少这样的例证，尤其是伟大作家的自传性作品更具说服力。英国诗人T·S·艾略特说得好：“伟大的诗人在写他自己的时候就是在写他的时代。”值得人们注意的是，波德莱尔自觉地意识到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