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我们为何如此在意不平等

确定无疑的是，每个人的眼神都能确切地反映他在众人之中的地位，而且我们永远在学习该如何解读它。

——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

《生活的准则》（The Conduct of Life ）

正如上一章的数据所显示的，为何不平等以及我们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会对我们造成如此强有力的影响？在接下来的九章里，我们将探讨不平等与一系列社会问题（其中也包括“健康与社会问题指数”涵盖的问题）之间的关系。但在此之前，我们希望探讨人类之所以对不平等感到十分敏感的原因。

不平等是广阔的社会结构中的一个方面，因此，要想解释不平等引发的后果，就需要探讨个人是如何受到社会结构影响的。被健康状况不佳、经常使用暴力、成为青少年母亲这些问题困扰的，都是个人，而非社会。尽管就个人而言无所谓收入分配，但在广阔的社会中，个人总是有着相对收入、社会或阶级地位的。在这一章中，我们将表明，个人对社会的敏感心态正是社会不平等会造成深远影响的原因。

要理解我们为何容易受到不平等的伤害，就得讨论我们共同具有的某些心理特征。当我们就这些话题展开讨论或是写作时，人们太过经常误解我们的意图。我们并不认为这一问题只和个人心理有关，也并非认为应该改变的是人们的心态，而非不平等的程度。要想解决不平等引发的那些问题，解药不在于对大众进行心理治疗，从而令所有人不那么容易受到不平等的伤害。对严重的不平等造成的伤害，最佳的回应方式是减少不平等。我们所呈现的这幅景象中最为激动人心之处在于，提高所有人生活质量与福祉的方法不在于在自来水中加入抗焦虑药物，或是实行大众心理疗法，而在于减少不平等。社会福祉与社会关系的恶化远不是不可避免和不可阻止的，而是可以逆转的。认识到不平等导致的后果，意味着我们突然拥有了一项可以增进全社会福祉的政策。

某种强有力的机制使得人们对于不平等十分敏感。单从社会结构或是个体心理的角度，都不足以理解这种机制。个体心理与社会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就如同锁与钥匙。人们此前之所以没有充分意识到不平等导致的后果，原因之一就在于人们未能理解这二者之间的关系。

焦虑情绪的增多

图表3.1：1952至1993年间，美国大学生焦虑程度上升。数据来自269个样本，涵盖52000人。（经特文格的亲切许可，我们重新绘制了该图表。）

考虑到现代社会中物质舒适与便利的程度都是史无前例的，自然有理由质疑为何人们总是会谈论紧张情绪，就仿佛生活艰难得难以继续一样。然而，圣迭戈州立大学的心理学家让·特文格（Jean Twenge）收集了令人惊讶的证据，表明我们要比过去焦虑得多。通过审视不同时代焦虑程度的大量研究，特文格发现了某种清晰的趋势。她收集了1952至1993年间对美国焦虑程度进行的269次比较研究，涉及人数总计超过52000人。特文格发现，在这四十年间，焦虑情绪呈不断上升的趋势。图表3.1所呈现的是对于男性和女性的研究结果。图表中的每个点是研究记录下的当时的平均焦虑程度。这么多研究都明确无误地呈现出上升趋势。无论考察的对象是大学生还是儿童，特文格都发现了同一种模式：在这段时期的末期，大学生的平均焦虑程度要比这段时期之初总人口的85%都更为严重；更加令人惊讶的是，1980年代末时美国儿童的平均焦虑程度要比1950年代儿童心理疾病患者都更为严重。

这些证据源自对人口样本的焦虑程度进行的标准化衡量。认为人们只不过是变得更加在意焦虑情绪的观点并不足以解释上述结果。据我们所知，抑郁症等相关症状同样呈现出了恶化的趋势。抑郁症与焦虑情绪有着密切关系：受到前者折磨的人往往也会受到后者折磨，心理医生也往往以类似的方式治疗这两种症状。如今有大量研究表明，发达国家的抑郁症发病率有了大幅提升。有些研究考察了过去半个多世纪的变化，将两代人的体验进行对比，同时注意避免出现某些纰漏，例如人们的心态更加警觉导致更经常地汇报抑郁症病例。另外一些研究则跟踪了生于不同年份的代表性样本，并对抑郁症发病率进行了对比。例如在英国，对10000多人的调查表明，与出生于1958年的人20多岁时的抑郁症发病率相比，出生于1970年的人20多岁时的抑郁症发病率高达两倍。

对这些研究的审视表明，在许多发达国家，焦虑和抑郁的症状都明显增多了。对于青少年而言，与之相伴的还包括犯罪、酗酒和吸毒等行为问题的增多。这些问题“影响到了所有社会阶级、所有家庭形态的男性与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