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我们的社会遗产（第4/7页）

我们的双重遗产

不同形式的社会组织具有不同的选拔标准。在某种环境中可能通往成功的某些特质，在另一环境中有可能无法助你成功。因此，人类开发出了不同的心理工具，既能适用于等级森严的社会，也能适用于平等的社会。支配与亲和这一策略是我们深层心理结构的一部分。通过这一策略，我们既知道如何交友和维持友谊、如何争夺社会地位，也知道何时应该交友、何时应该竞争。

支配策略几乎肯定出现于前人类时代。在石器时代平等的狩猎与采集社会中，这种策略是不适用的。在前人类时代等级森严的社会中，我们不仅仅形成了某些有助于争夺高社会地位的特质，还形成了某些充分利用低社会地位的策略（如果我们不幸地落得低下的社会地位的话）。尤其对于某些物种的雄性成员而言，危险在于社会地位低下就意味着进化之路走到了终点，为了避免这种局面，采取某些冒险的机会主义策略是值得的。

要想在争夺社会地位时胜出，仅仅渴望高地位、憎恶低地位是不够的，还需要对地位差异高度敏感，并且能够准确地对实力和地位作出比较：至关重要的是准确地区分有胜算的冲突和没有胜算的冲突。对于许多物种而言，在面对居于支配地位的动物时，知道何时该退让，何时该挑战，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事情。要想充分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就需要在他者眼中居于更加优越的地位。正是这一心理结构，为偏见、歧视和势利心态的出现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我们越是感到来自地位较高者的鄙视，越是没有资源可供依靠，我们就越是渴望表现出对更加弱势者的优越感，从而重拾自尊。我们在第12章中提及的“骑自行车式反应”（如同自行车手的姿态一样：对强势者鞠躬；对弱势者则蹬踹）可能就源于这种心理。

尽管人们常常认为，追逐社会地位是雄性的特质，但我们不应忘记的是，其原因可能在于雌性更加青睐社会地位更高的雄性。正如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所言：“权力是终极春药。”

尽管现代社会中似乎充满了不平等，但就人类历史和史前史而言，如今这种不平等社会占据主流的现象才是反常的。在人类历史的90%时间里，我们几乎都生活在高度平等的社会中。在过去的二百万年间，也就是我们“在解剖学上变得现代”（也就是说和如今的我们看上去十分相似了）的大多数时间里，人类都生活在非常平等的狩猎、采集或是放牧社会中。随着农业的发展，不平等的现象才蔓延开来。在更加平等的社会中能够通往成功的特质，与在等级森严的社会中有利于人们成功的特质，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对现代狩猎与采集社会的研究表明，这些社会并非得益于无私心态的大爆发，而是得益于交换食物和互赠礼物的制度，以及所谓的“反支配策略”。这些社会具有“警觉的”分享机制，意思是人们会警觉地关注自己得到的份额是否公平。根据“反支配战略”，所有人结成了一个联盟，反对那些对该群体的自治与平等构成威胁的人，由此维持了社会的平等。灵长类动物学家发现，两到三只动物常常会组成联盟，对抗并废黜居于统治地位的雄性首领。“反支配策略”可以被视为灵长类动物此类行为的升级版本。对现代放牧社会的观察研究表明，反支配行为既包括取笑与嘲讽，也包括排挤与暴力，这些行为会施加在任何试图成为支配者的人身上。这些社会证明了，个人追求财富与地位的私欲是可以被遏制的，从而减轻这种欲望对社会构成的伤害。

有些心理特质有助于我们在平等的社会中安居乐业，这其中就包括了对公平的重视。这一特质使得人们能够避免冲突，分享稀缺资源。早在幼年时期，我们就形成了强烈的公正感，以至于我们会好奇人们为何能够容忍那些不平等的社会制度。类似的，收到礼物之后的感恩之情（如今人们已经承认这是人类共有的情感）促使我们互利互惠，避免占便宜的行为发生，从而能够维持长期友谊。正如前述经济学试验表明的，我们会被不公激怒，进而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也要惩罚这种行为。

另一项重要的特质在于，那些与我们一同分享食物和其他资源的人，往往更容易令我们产生认同感和相互依赖感。这些人一同构成了被称为“我们”的能够产生共鸣的内部集团。在许多宗教机构和政治组织中，人们都通过分享的方式来建立兄弟姊妹之情。“分享群体”的规模大小（即远亲之间是否也共享资源）也决定了一个社会是由“大家庭”还是由“小家庭”构成。早在十九世纪中叶，托克维尔就表示，物质生活水平差距过大会阻碍人们产生同情心。我们在第4章中曾提到，托克维尔认为物质条件的差异导致法国贵族无法体会到农民承受的苦难，也导致美国奴隶主对于奴隶的处境无动于衷。他还认为，自己在1830年访问美国期间观察到的白人间活跃的社群生活正是“社会地位平等”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