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合作与国际机制

霸权的领导作用有助于产生一种秩序的模式。合作并不是与霸权相对立的，相反，霸权取决于某种非对称的合作，成功的霸主总是支持和维持这种非对称合作。我们在第八章将会详细看到，当代国际经济机制是在战后美国的庇护下构造起来的。霸权常常在解释国际机制的创立上扮演着重要的地位，甚至是关键的地位。

然而，对于未来来说，霸权合作理论的意义却是成问题的。第九章表明，美国现在在物质资源上的优势，远远比不上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同样重要的是，美国比以前更不愿意从与欧洲和日本利益互补的意义上去界定其利益。特别是欧洲国家，它们更加不愿意去服从美国的倡议和行动，它们也不会如此坚信为了获得关键的针对苏联的军事保护，它们必须跟着美国走。因此，美国霸权的无形的主观部分，和其霸权体系所依靠的有形的权力资源一样，都已经受到了侵蚀。但是在可预见的将来，欧洲国家和日本自身都不大可能拥有成为霸权国家的能力。[1]

这种展望提出了“霸权之后”的合作这个议题，这是本书的中心主题，特别是第二部分理论的中心主题。这个问题的提出还使我们回到经济和政治问题之间所存在的关键的紧张状况：在一个相互依赖的世界经济中，国际政策协调似乎是非常有益的，但是世界政治中的合作又是特别的困难。缓解这种紧张状况的一种办法，是假设国际市场的运行会自动产生最优的结果，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放弃关于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是有价值的之类的假设（Gorden, 1981）。不过，这种论调的主要缺陷，是在没有国际合作的情况下，各国政府将会单方面干预市场以追求它们所认为的自身利益，不管那些反对干预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会对此说些什么：它们会干预外汇市场，对进口施加各种限制，对国内的工业部门实行补贴，对一些商品例如石油实行定价（Strange, 1979）。即使一国接受合作去维持自由市场的运行，但是如果没有其他形式的政策协调，进一步的缺陷仍然会提出来，那就是经济市场的失灵可能会发生（Cooper, 1983, pp.45—46）。由于集体行动问题等各种各样的原因，可能出现交易的次优结果。因此，我们需要从观念上就自由市场必然能够带来最优结果的问题，进行一个变革和飞跃。

在驳斥了那种认为在世界政治经济中合作是没有价值的幻想以后，我们就不得不去面对这样的事实，即合作是很难组织的。一种补助（recourse）的办法很容易滑入宿命论的误区中，这种观点承认破坏性的经济冲突是由于政治分裂的结果。虽然逻辑上看，这一点对那些相信霸权稳定论的人来说是站得住脚的，但是即使霸权稳定论最坚强的支持者也不愿意去接受这个索然无味的合乎规范的说法（Gilpin, 1981）。本书并不忽视在没有霸权的情况下困扰政策协调努力的那些困难，本书认为，没有霸权的合作也是可能的，这种合作可以通过国际机制的作用而得到促进。

在作这种论述时，我将对国际机制的创设和维持作一个区别。第五章试图说明，当共同的利益足够重要，以及其他的条件都满足时，没有霸权，合作也可以出现，国际机制也可以创设。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机制可以很容易地得到创设，当代国际经济机制很少是通过轻易的途径就创设起来的。我在第六章认为国际机制的维持要比其创设容易，认识这个事实，对我们理解为什么机制受到各国政府的珍视是关键的。机制可能得到维持，也可能持续地培育着合作，即使在有些情况下，出现对该机制当初的创设并不足够有利的条件时也如此。霸权之后的合作是可能的，不仅仅因为共同的利益可能导致机制的创设，而且也因为需要维持既定国际机制的条件不如创设这些机制时的条件那么苛刻和强烈。虽然霸权有助于我们解释当代国际机制的创设问题，但是霸权的衰落并不必然对应性地引起这些机制的毁灭。

本章分析两个关键词语的含义，一个是“合作”，另外一个是“国际机制”。本章将“合作”同“纷争”以及“和谐”区别开来，然后论述国际机制这个概念对我们理解合作和纷争问题的价值。将合作和国际机制概念结合在一起，有助于澄清我们想要解释的东西：规则指导的政策协调模式是怎样出现的，它们自身是怎样维持的，以及它们在世界政治中是怎样衰落的？

和谐、合作与纷争

我们必须将合作与和谐区别开来。和谐是指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中，行为者的政策（追求自身利益而不考虑其他人）能够自动地促进其他行为者目标的实现。关于和谐最经典的例子是古典经济学世界中所假设的竞争性市场，在这个市场中，“看不见的手”使个体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自动为整体利益作出贡献。在这种理想化的、不现实的世界中，没有任何人的行动会伤害到其他人，这里不存在经济学家所说的晦涩难懂的“消极外部性”问题。在和谐盛行的地方，合作是不必要的，甚至还是有害的，如果合作意味着某些个体密谋剥削他者的话。亚当·斯密本人就是对那些反对自由贸易的行会和阴谋团体持激烈批评态度的人（Smith, 1776/1976）。因此，合作与和谐状态决不是相同的，我们不应该将两者混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