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战后时代的霸权合作

第一章的研究表明，现实主义和制度主义理论都能解释二战之后20年间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但它们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来解释的。制度主义强调共同利益的作用，这种共同利益是由经济相互依赖以及制度的效应所产生的；而现实主义则着重美国霸权的影响。两个视角都是有益的，但都是不完整的，我们需要对现实主义和制度主义理论加以综合。

本书第二部分就是在理论层面寻求这样一种综合。第五章和第六章在理性选择的基础上建立了国际机制的功能理论。这一理论得出一些与第一章中的制度主义学者同样的结论，但其结论是建立在一个不同的基础上的，也就是说是建立在现实主义理论的假定基础上的。在相互依赖的情势下，理性的、以自身利益为取向的行为者，将会把国际机制视为增加它们达成相互有利协议能力的途径。在第七章中，我曾努力表明，如果将理性的假设予以放宽，这种解释就显得更为有理，而且通过对利己主义假设的追问，我们可以获得更深一步的理解。

从这一章开始的第三部分，也是旨在综合现实主义与制度主义的观点，但我在这一部分并不是抽象地阐述这一点，而是应用权力、利益、霸权、合作与国际机制的概念来理解我们这个时代的国际政治经济。第八章将着力说明战后时代霸权与合作的互补性：美国的力量推动合作这个事实，部分是通过建立一种根据美国的利益取向来组织国家间关系的国际机制来实现的。第九章将讨论20世纪60年代中期之后国际经济霸权机制的衰落，同时认为霸权稳定论为理解这个过程提供了一些极有价值的见解。但是这一章的论述还表明，霸权稳定理论，或者任何其他仅仅以权力变化为基础的理论，在解释合作类型的变化上是不够的。正如第二部分的理论所阐述的，如果霸权稳定论可以成立的话，国际机制的维持将比人们预料的要更长。本书的第十章将表明，作为与发达工业国家相关的新的主要国际经济机制——国际能源机构，其所扮演的功能与本书第二部分的论述是一致的，尽管它的运作是处于以世界权力结构为基础的框架之中。

本章梗概

强国总是寻求建立一种有利于其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但正如我们所指出的，在世界政治中，拥有行动的资源并不意味着就能将它自动地转化为政策的结果。即使我们在第三章采用了严格限定的新现实主义理论，即霸权能够推动合作，我们也需要回答霸主如何才能将其物质和精神资源转化为体系规则这样一个问题。霸主怎样从自身的立场出发，建立能够推动国际合作的国际机制呢？也就是说，霸权的领导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1]

这个问题是由于现实主义对权力的关注而提出来的，所以我的分析从此处开始。但在解释世界政治经济的变化时，正如在第三章中所讨论的，我更着重于强调权力的经济根源，而非军事力量。具备足够的军事力量保护一种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使其免遭敌对国家的破坏，是成功的霸主应有的前提条件。自二战以来，美国就保持足够的军事力量，对苏联推行“遏制”战略，在其军事力量的后盾下，美国以多元化原则和制订体现美国利益的规则为基础，建立了自由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经济秩序。美国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领导地位是与北约不可分离的，而在这些年中，双方都互相借助而得到加强。欧洲国家，特别是德国政府，担心美国撤销其保护的承诺而对自己不利，从而被迫尽量顺从美国的愿望。不过，至少在二战后的20年左右的时间里，是库珀（Cooper, 1972—1973）称之为“双轨制”体系盛行的时期：在美国与其盟国的关系中，经济事务很少与军事事务明显地联系起来。美国的军事力量是为保护其控制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而发挥作用的；它只是在就经济事务进行讨价还价时作为一种背景而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它并未经常直接影响到这种讨价还价的行为。因此，正如第三章所讨论过的，我们在分析中重点考察发达工业化国家的政治经济情况，而不是经常涉及国际安全方面的事务，这样做是有一定理由的。当然，在其他研究中，更详细地分析经济与安全之间的联系当然是极有价值的。

我们将详细探讨战后经济权力资源的特征，以及这些资源的分配和利用是如何随着时间而发生相应的变化。但要回答霸权状态下的合作如何运作这样的问题，我们还必须考虑利益与制度因素。霸权领导地位并非凭空而来，而是建立在国家利益的基础上。霸主总是努力说服其他国家与它的世界秩序观念保持一致，并顺从其领导。美国在战后的霸权领导地位，就是以在北大西洋区域内所达成的大体一致的安排为先决条件的，此后与日本也建立了同样的关系，目的是维持国际资本主义世界，反对社会主义或是半独裁的民族资本主义模式（Block, 1977）。用葛兰西的话来说，这种一致被视为美国的伙伴对其意识形态霸权的接受。次级国家的领导人相信，他们可以从正在建立的体系中获得利益，这种信念又推动他们接受美国的领导。因此，人们认为，在美国与其盟国之间存在高度的互补性。美国旨在通过创建不但能减少不确定性和鼓励合作，而且也能使其伙伴获取特定利益的国际机制来加强这种互补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