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

壹997年以前，中国大陆刑法有几个著名的“口袋罪”：反革命、流氓罪，还有一个叫投机倒把。这三者涵盖极广，万事都能往里装。反革命罪是政治领域：油印小报，偷听敌台，骂县委书记，说领袖坏话，都算。1976年有个傻子在门口垒了一摞砖头，夜里一脚踹倒，大喊“地震了”，那时刚经历过唐山大地震，全国人民闻震色变，光着屁股就往外跑，最后这傻子被判二十年，罪名是“现行反革命”。流氓罪主管胯下，胆敢违法勃起，一律发配新疆。1983年，有个恋物癖偷了几条女人内裤，被居委会老太太告发，按道理应该送去医院，没想遇上严打，神经短路就算人民公敌，判了整整十年。投机倒把反对一切私人贸易，做买卖，跑运输，把江西的栗子贩到芜湖，把东北的玉米弄到深圳，都算扰乱社会主义经济秩序，运气好判个一两年，严重的甚至要杀头。1984年暑假，有个农民带了三只鸡和四十二个鸡蛋到镇上赶集，想卖了钱给儿子交学费，没想一出门就遇上了公安局。那年头的公安局爱喝鸡汤，立马铐了起来，鸡和蛋全部收归国有，还说犯了投机倒把罪，要判刑。这家人慌了，四处借了二百六十元钱，派他儿子送到派出所。赶到时天已经黑了，整个派出所弥漫着炖鸡香味，所长大人头戴大檐帽，手执肥鸡腿，左啃一口右啃一口，样子威武至极。那农民铐在墙边的栏杆上，衣服全撕破了，身上血迹斑斑，趴在地上一动不动，不知是死是活。他儿子把钱送上，吓得话都说不出来。所长剔着牙问他：“几岁了？干什么的？”那儿子回答：“十五了，学生。”所长收下钱，用油乎乎的大手拍拍他的脑袋：“小兔崽子，别跟你爹学，长大了做个好人！”

1984年，我刚初中毕业，中考成绩全县第一，在那间飘着炖鸡香味的土坯平房里，我上了人生的第一堂伦理课：做个好人。

那天夜里我背着爸爸回家，他一直没说话，路上摔了一跤，半天爬不起来。他摸着我的脸问：“儿子，你能考上大学吧？”

我说：“一定能！”

他沉默了半天，一字一句地说：“学法律。”

我说：“好，学法律！”

那时我是个好人，一心杀贼，以为学了法律可以改变些什么。后来跟了秦立夫，有一天在夜总会招待法官，一人叫了一个小姐，我放不开，不敢碰也不敢摸，秦立夫直拿眼瞪我。喝了几杯酒，中院一个姓何的问我：“小魏，哪儿人啊？”我说镜高县。他哈哈大笑：“我昨天玩了一个鸡，就是你们县的，也姓魏，不是你亲戚吧？”这就是骂人了，我愤然离席，站在门外呼呼喘气，一会儿秦立夫走了出来：“进去！给何法官道歉！”我大声抗议：“他侮辱我人格！”秦立夫冷笑一声：“烧糊涂了吧？中国律师哪他妈有人格？没时间跟你废话，听着，一分钟，要么进来道歉，要么滚蛋！这辈子别做律师了！”

我想了整整一分钟，毅然推开门，在何法官面前倒了满满三杯红酒。他愕然望着我，我深深一揖，举杯饮尽，大声说：“何法官，我年轻不懂事，请您原谅！”

那是1993年，我二十四岁，依然是个好人，有心杀贼，无力回天。

唐朝徐茂功有段名言，说自己：“十二三时为无赖贼，逢人便杀；十四五时为难当贼，心有不快便杀；十六七为佳贼，临阵乃杀人；二十以后用兵以救人。”我的经历恰好相反，我从没当过失足少年，本是佳人，只是流落红尘太久，已经渐渐变成了贼。

现在我三十七岁，终于明白，这一生我什么都改变不了，只能随波逐流。这是污浊的河，再纯洁的鱼也将被染黑。

在街上转了半天，肖丽发来一条短信：你没事吧？有没有撞着人？我不敢给你打电话。我回复：人没事，车肯定完蛋了，修理费至少要两三万。她直接打过来，声音哭咧咧地：“都是我不好，要不……要不你回来打我一顿吧。”我长叹一声：“算了，是我自己不小心，不怪你。”她一下哭起来：“那你什么时候回家？我……呜呜，我吓死了！”

我的心轻轻跳了跳，把车停回律所楼下，招手拦了辆的士，刚要说地址，手机又响了。首阳执行庭的马明峰问我：“睡不着，怎么办？”我无名火起，想王八蛋又来吃老子豆腐，差点就说“叫你小姨子陪”，转念想倭瓜小姨子结婚了，这厮引他人肥水灌自家良田，最后颗粒无收，肯定心中懊恼。我强笑着问他：“要不要给你打包一条女？”“打包一条女”是典型的深圳句式，去年我到深圳见了几个校友，说起做律师的不堪，一位师弟连连诉苦，说他最近接了一个案子，经办法官极其好色，一天睡一条女，睡完了意犹未尽，再打包一条。这师弟应酬了一个月，心慌气短，肾亏体虚，眼看着就成了药渣，满街妈咪追着他叫表哥。我们哈哈大笑，该师弟愤愤不平：“什么他妈律法之师？两个字：放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