蕾秋·乔伊斯写给读者的一封信

哈罗德·弗莱的亲爱朋友：

《一个人的朝圣》首次出版时，有几个人问过我，会不会写一部续集。我很快向他们保证，不会的。我觉得关于哈罗德和莫琳，该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说了，是时候让他们继续生活了，我不该在一旁观看记录。我没有考虑到的人是哈罗德的朋友——奎妮·轩尼斯：是她写了第一封信，启发了一段改变哈罗德·弗莱人生的步行之旅，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改变了我的人生。她一直保持沉默（这正是奎妮会做的事情），然后突然有一天，她一声大喊：“我在这儿哪！”

时机不对。我的新书已经写了两万字，还在做一个广播节目。这个时候，我最不想做的就是去开始写别的东西。但后来，我和我的孩子们待在厨房里时，奎妮的故事悄然来到。它是那种灵光乍现的想法，但出现时一切就绪，于是你感觉它其实已经存在很久了。我告诉了孩子们，因为这个想法已经让我非常兴奋，没法憋在心里。然后，孩子们说了句“哦，很好啊，那午饭吃什么？”之类的话。

那一夜我几乎没合眼。脑子里全是奎妮的话以及她的故事。我不知道那些话里有没有哪句有意义，但我确凿地知道，我已经开启了什么东西的头，得继续留下，找出完整的故事。早晨再次翻阅《一个人的朝圣》时，我突然想起，实际上很久以前，我已经有了这个念头，要写出奎妮视角的故事——我已经尝试用她的声音写过一小段，就在《奎妮与礼物》那一章。我有过这一念头，但没有好好看到它。

过去的几年里，关于哈罗德·弗莱，我讲了很多。但有时人们也向我问起奎妮。我承认有几个读者问过，为什么？为什么非得让奎妮得那种毁容的癌症？我一直尽可能温柔地解释，但对于我来说，它还是一个情绪化的回答——因为我父亲就是这样的情况，我觉得自己必须忠于事实。但以此作答，也同样困扰着我，因为尽管我父亲的癌症到最后可怕得难以直视，那毕竟不是他。比如，当我现在想起他时，我想到的是得癌症之前的那个是我父亲的男人。我想到他的大笑，他在喊“你好吗，蕾秋？”，或是他搬着梯子走过窗前。奎妮也是一样。在成为书的结尾处我们在一间疗养院里发现的那个女人之前，她也有过声音，有过人生。我想找出所有那些。当奎妮从她自己的视角复述这个故事时，她从不使用“癌症”这个词，也几乎不提她的外貌。癌症不是她的旅程。她的旅程是一段修复之旅。通过讲述她的故事，她变得完整。

我的父亲在家中过世。他没有痛苦。所以为了写这本书，我和几位麦克米伦癌症慈善机构的护士相处了一段时间，并拜访了两间收容绝症晚期病人的疗养院。去之前我很担心。我会不会看到不该看的东西？会不会被吓到？我会不会出洋相然后大哭？但在两间疗养院和护士们的身上，我却被其内在的生命力所震撼。喜悦。安乐院里光线通明，充满欢笑。我遇到的护士们有无穷无尽的搞笑故事可讲。于是我开始着手写一本书，关于充满生命力的死亡。在我看来，你似乎没法真正记叙二者之一，而回避另一个，就好像如果你不去面对悲伤，就没法真正记叙快乐一样。我想，正是通过观看一件事的全貌，你才能看到它的本质。

在疗养院里，我们聊了很多关于死亡的事。也聊到我的父亲和他的死亡。在一次会面的最后，一位管理人员对我说，你得写这本书。我很可能哭了——因为那一天有很多情绪。但我之所以哭，还因为他是对的。

于是我创作了我自己的疗养院，圣伯纳丁。几个病人到位了，一开始在我脑海里还很模糊，但随着我的书写，他们逐渐有了色彩和形体。你可以这么理解，他们像是变成了奎妮的伴唱，她的和声。照顾这些病人的修女们的灵感则来源于一个修女团体，她们住在我们格洛斯特郡的村里，共有七人。我们第一次过来看房子时，我见到了其中一位——一个穿着乳白色长袍和黑色围裙走在大地上的身影——那幅画面有种格外祥和的感觉，以至于这些修女立刻成为我在这片住地的一部分经验。就在昨天，我打开大门取车，发现一个修女靠在我们花园的围墙上。她似乎在等待什么，也可能就是在擤鼻涕。我不知道，但不管是什么，她当时都很惬意。

为了找到奎妮的家，她的海边小屋，我和丈夫孩子回到特威德河畔贝里克，参观了诺森伯兰郡绝佳的海岸线。我又回去过两次。直到最后一次参观——就在我提交手稿之前的那个周末，我们又走了一趟，才发现恩布尔顿湾以及悬崖上的海滨木屋。奎妮的小屋是我在头脑里创造的，但如果你去过恩布尔顿湾，就会发现沙丘上刻有一组沙阶，或许曾经通往她的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