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太可能的计划

“奎妮？奎妮·轩尼斯？”我醒来时，一个新来的义工正靠在窗边。他一度看起来像是由光组成的。

“睡觉的时候，”他说，“你在哭啊。”这时我才好好端详了他，发现他根本不是男的。他是个大骨架的高个子女人，一身修女装扮，戴着一顶头巾，穿深蓝色针织开衫。我赶紧伸出手来掩饰。但这个陌生人既没有盯着我看，也没有像人们通常那样，把眼光瞟到我的手指、脚上，或者任何一块脸以外的地方。她只是在微笑。

“你在为这个叫哈罗德·弗莱的男人烦心吗？”她问。

我记起你的消息。你正走路来看我。但这一次我看不见希望，我看到的只有距离。毕竟，我在英格兰的一端，而你在另一端。南方的风有种柔和，在这里它却狂野到能把你掀起来。这段距离有它的理由，哈罗德。我必须在我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离你越远越好。

修女从窗边挪开身，带倒了窗台上的一小盆仙人掌。她说，她听说了你那让人振奋的消息。她知道你正从金斯布里奇往特威德河畔贝里克走来，而我只需等待。她俯身去解救地板上的仙人掌。“当然啦，我本人不认识弗莱先生，但看起来像是你对着虚空呼喊，然后有了回声。他真是个好人。”她对着仙人掌微笑着说，就好像刚为它赐福一样。“顺便一提，我是玛丽·安贡努修女。”她把音发成“安-贡-努”，像法语。“很高兴遇见你。”

修女拉近椅子，坐在我的床边。她的手放在膝上，又大又红。一双洗洗刷刷的手。眼睛是清澈的亮绿色。

“但是你看看我。”我试图开口。但没什么效果。于是，我伸手拿来我的笔记本和HB铅笔。我写了一句留言给她：我怎么做？我要怎么等他？然后把铅笔扔到一旁。

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尽管我已经自我放逐了二十年，背负着一块空缺的生命在生活，我以为你已经忘记我。寄给你第一封信时，我是为了把自己的后事安排妥当。我是为了给自己的过去蒙上一层盖布。我并不期待你回信答复。我当然更不期待你本人走路来亲自回答。要供认的、要赎罪的太多，要修补的太多，而我做不到。你以为我为什么要离开金斯布里奇，永不回头？如果你知道真相，恐怕你会恨我。但你必须知道真相，你看。没有真相，我们之间不存在会面。

我记起我第一次在啤酒厂的院子里发现你。然后我看到你儿子戴着我那副红色羊毛手套的画面，我也看到了莫琳，她在福斯桥路13号，你家花园里一篮洗净的衣物旁，眼神炽烈燃烧。不要走路过来，我心想。那个有滑稽名字的修女是对的：你是个好人。二十年前我有过机会开口，但我失败了。我失败了一次又一次。我有满腹的话语，却没有说出口。现在不要来。

我写道，太迟了。

玛丽·安贡努修女读了我笔记本上的留言，什么也没说。很长时间，她只是把双手夹在膝间待着，坐得那么笃定，我都开始以为她睡着了。然后她卷起袖管，就像一个修女要动真格了那样。她的手臂光滑，有日晒的痕迹。

“太迟？没有太迟这一说。在我看来，你对哈罗德·弗莱还有别的话要说。那难道不是你烦心的原因？”

好吧，确实是。我又哭了。

她说：“我有个计划。我们要给他写第二封信。别忘了，是你寄出的第一封信，挑起了这一团乱麻。所以现在必须得由你收尾。只不过这一次，别写那种他会从礼物卡上看到的短话。告诉他真相，完整的真相。告诉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看向窗外。黑色游丝般的云片你追我赶，划过沉闷的天空。日光是一枚明晃晃的顶针，树木的黑枝微微颤抖。我想象你在英格兰的一端，沿着乡村小路行走的画面。我想象自己在另一端，坐在一间小房间里的床上。我思考我们之间的距离：铁轨，车道，马路，河段。我想象尖顶与塔楼，石板房顶和铁皮屋顶，车站，城市，小镇，村庄，田野。好多的人。坐在站台上的，坐在车里开过的，从巴士里盯着看的，还有跋涉在路上的。自从我离开金斯布里奇，就一直孤身一人。我在一间破败的海边木屋里安身，我在海边的一座花园里修心。我的生活圈很小，没什么可说。但往事仍在我心里，哈罗德。我从没有放下过。

“你不需要自己一个人写这封信，”玛丽·安贡努修女说，“我会帮忙。办公室里有一台旧手提打印机。”

我记得自己用了好久才讲清楚第一封信，好让她在笔记本电脑上打出来。我猜你注意到了我那一团糟的签名和信封上你的地址。把那封信投递进邮箱费尽周折，派一只信鸽都比那要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