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田旋花做朋友

十五岁时，母亲对我说：“世上没有什么一见钟情。人们在一起是因为时机对了。”

我的父母刚好在战争爆发前的一次舞会上相遇，不到三个星期就结婚了。我揣测婚礼是父亲这一方的善意举动，为了让母亲不被驱逐出境，尽管他从来没那么对我说过。他唯一一次说漏嘴的是，一开始生活对他们来说十分艰难，其他方面也是。他说的“其他方面”指的是性生活。直到战后，他找到一份木工的活儿，幸福才悄然来到。“还有了你，奎妮。”他说起那个时都哭了，于是我给他们俩都倒了一杯茶。

很难想象我母亲开心的样子。她很少笑。英语也一直说不好，或许因为人们在战争期间对她不好。她避免友谊。有时父亲拿来字典，但她说家庭主妇没有时间看书，于是字典被我拿起来读。

母亲对爱的看法让我震惊。这一看法暗示，爱不是发现另一个你难以离弃的人，反而更像是煮鸡蛋。我那时已经开始探索波德莱尔以及浪漫主义诗人，还有勃朗特三姐妹，我愿意相信，当我陷入爱河时，我会很有格调。

我愿意相信，我做大多数事情的方式都会比母亲更有格调。她用动物的下水做饭。我就变成素食主义者。化妆？母亲对那个一窍不通。我买了眼线液、睫毛膏和腮红。（“我好看吗？”我问过父亲一次。“你看起来紫不溜秋的。”父亲说。我把这当作称赞。）因为母亲和父亲一样高，她就放弃寻找适合她的裙子和鞋子来穿；她就穿着他的裤子和靴子大大咧咧地四处走。我对那个也很震惊，我在慈善义卖会淘合身的连衣裙——我喜欢在我的纤细腰身上系一条皮带——还有带钉扣的彩色舞鞋。被人看到自己和庞大的父母在一起，我觉得难为情。我开始弄丢学校发的音乐会或颁奖礼的邀请信。如果我父亲试图在路上拉我的手——他偶尔会这么做，我的娇小让他担心——我就尽我所能地把他甩开。

所以当母亲告诉我，爱只是时机问题，我耸了耸肩。我没问她为什么要那么说，因为我那时还年轻；我以为世界围着我转。但现在我回顾那一天，看到母亲坐在后楼梯上，手托着下巴，手肘撑在蓝色帆布裤子的膝盖上——那条裤子都不是她自己的。在我们杂草丛生的小花园尽头，我看到父亲的身影投在他工作间落满灰尘的窗户上。我看到父母之间蔓生的野草有小麦、荨麻、野生醉鱼草那么高。我看到她眼里的痛苦，她的孤独。我突然明白，她说的那些话不是给我听的，而是因为她无法继续保持沉默。现在我理解她是什么感受了，一个身在异国的异乡人。我知道被自己的过去流放而活着是怎样的了。

我真希望没有对我的母亲那么刻薄。我真希望我曾多陪她一些时间。

她已经去世好些年，但我也逐渐开始理解她对爱的看法了。刚遇见你时，我已经准备好。我的生活中有空间留给你，是因为我的宝宝，你知道，或者说，是因为失去了它。宝宝让我向你敞开心扉。

这世界上到处是有孩子的女人，以及没有孩子的女人，但还有一小群沉默的女人，她们差一点就有了孩子。我就是她们其中之一。我曾是个母亲，然后我不是了。

我从没见过那个宝宝。我失去它时，它只有十六周大，我想给它取个名字，但被劝阻了。我的失子与你和莫琳后来所遭受的相比，算不得什么。我告诉你这些，只是因为在我怀孕时，我发现了一种新的方式去爱。自由的，喜悦的，无所期待。在那之前，我总是把爱交付给让我失望的人。现在我是一个秘密社团的一部分，我以前甚至不知道它的存在，这一群女人的生命有了新的目的，她的肚子是自己以外的另一个生命的家。谁曾想过，我娇小的身体会变得如此重要？我会坐着做白日梦，幻想宝宝和我，我们可以一起做的事情。我新鲜的爱完全准备就绪了，你可以说，转开即有，一触即发，慷慨而美丽的爱，然后嘀嗒一声，它的心跳就停了。我放眼望去，到处都是母亲和婴儿。我本可以恨他们，但我离开科比时恨过生活，我不想再恨了。

我一直没能甩掉怀孕时腰上那一圈赘肉。因为我本来长得就小。成年之后，我一直很难显得纤瘦。又或者我保留这多余的重量，是因为它是我仅剩的能提醒我想起宝宝的东西。我不知道。我能看出，啤酒厂的销售代表都在和纳比尔开我的玩笑。但我正从流产中恢复。我听到他们骂我，模仿我走路，我扬起下巴，故意蹒跚得更厉害。他们要笑的话，就应该学得更像一点。

我没有小孩，所以我把爱给了你。毕竟，大多数日子我都在观察你，你把啤酒罐放进我办公室窗户下的垃圾箱里。把我的爱给你，就像找到一个便利的容器，可以把我无用的东西倾倒进去，就像你在院子里找到一个垃圾桶，放你不想要的空罐子一样。从文具柜事件之后，你和我，我们就再没讲过话，尽管我能觉察到，有时你在我门口扫视一眼，看我还在不在啤酒厂工作，或许甚至还在食堂里寻找过我的身影。我发现自己在留心听你的声音，如果有人提起你的名字，我就会脸一热，脉搏加速。我还留着你的手帕，但我小心翼翼地避开你，所以把我的爱给你感觉是个安全的选择。这让我温暖，给我快乐，但我不期盼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