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

戴维在剑桥开始了他的第二学年。之后，毫无征兆地，突然来了一封信。信在一个周六送到我的公寓。按信件的标准来判断，这封信很短。他仍喜欢课程，戴维说，尽管阅读书目有时很枯燥。他说在欧洲玩得很疯！（我从来信不过感叹号，尤其是一大堆的感叹号。）他还说，他想念皇家舞厅，并给了我回信地址。有一条附言。我能不能给他一点现金？又有一条附言。他很抱歉。

我当天下午就回信了。我认为他敢再张口要钱实在很有种，但我原谅了他，一部分因为他还记得我，让我很感动，另一部分是因为他对皇家舞厅的评价。我寄给他一张卡片和一张五英镑的纸币，放在同一个信封里。

陆续有信寄来。不定期，每隔几个星期一封的样子，每次他都求我给钱。有时我直接无视这些信件。那些更紧急的我才回复。我得承认，哈罗德，我觉得被利用了。我知道如果我告诉你，你会很无地自容。十二月初，戴维写信询问，他能否来我家过个周末。他需要见我，他说；情况变得太压抑了！他把我称作他的朋友。

为了不引起惊慌，我问你和莫琳有没有听说什么，你可能记得，可能不记得，但你的回答一如往日，说戴维太忙，没时间联系。在戴维的信里，他给了我长途大巴的班次，问我能不能帮他付车钱，于是我回信时寄了去。（这次是二十英镑。）我打扫了公寓，给他在沙发上置了一张床铺。等他一到金斯布里奇，我就打算建议他回去看你和莫琳。周五下午我早早下班，很小心地不让你看到我离开。

戴维没有出现。我拿着书在巴士站等了三个小时，而他压根没来，也没再写信。蠢女人，我心想。他当然从没想过要来。他只想要钱。他很可能已经把车费喝光了。但至少我不用骗你。

十二月中旬，你又拿着空罐子出现了。我不知道戴维敢不敢再次出现在我的公寓门口，但他没有。我第一次在金斯布里奇看见他时，都不敢相信那是他。

一年一度的圣尼古拉斯集市在码头那里办得热火朝天。我问你去不去，你说圣诞市场不是莫琳的菜。那是个没有雨的冷夜，摊档的灯光在河口黑水里投下晃动的图形。我记得，有热葡萄酒的辛辣气味，还有热狗和汉堡包的炸洋葱味。有一些露天游乐设施供幼童玩耍，人们的叫喊和起哄声压过了发动机的噪音。市场尽头，一大群人已经聚集起来，观看临时舞台上的一支本地乐队。我握着塑料杯装的热红酒暖和手指，看了他们一会儿——乐队的成员都很年轻，或许跟戴维同样年纪——观众里有人开始跳舞。我看到了纳比尔的秘书席拉，和她的丈夫一起，还有几个销售代表。温热的红酒撞击我的喉咙，让我情绪高昂。某种意义上，这又像是在皇家舞厅——你属于某样东西，又不属于。真是遗憾，我记得自己想着，真遗憾你留在家里。我继续走，因为另一群人已经聚集起来，我能听到笑声。我也想大笑。

我站在人群的最外面，很难看到里面，而且乐队的音乐也太吵，听也听不清。我侧身往里挤进去一点，就在那时，我不得不停下，确认我看到的真是我以为的那个人。

戴维站在一圈强光的正中央，拿着一个手持式麦克风。他的体重轻了不少。轮廓更加锐利，或者说更加疏离。我突然想到，他很可能用了化妆品。他留长了头发，绑成一个马尾。穿一件松垮的深色大翻领西服，搭配他的旧靴子，还有我的连指手套。我现在回想起那幅场景，是那副手套提供了唯一真实的色彩。就像看着一张黑白照片里一团扎眼的红，近乎触目惊心。

我仍在生戴维的气，因为他浪费我的时间，还找我拿钱，但我最主要的还是气我自己，气我被他利用。我继续躲在人群里，不想让他看见我。戴维在背一首诗。尽管天气很冷，他身上还是有着一种闲适，一种魅力，一种光辉，吸引人们靠近，让人愿意聆听。我能看得出来。他一边抽烟一边表演，脚边还有一个瓶子，他不时俯身举起瓶子灌一口。有人大声叫道：“把酒瓶传给大家啊，戴维！”他就大笑着说：“自己买酒去，先生。”似乎有不少人认得他。

戴维攥着几张纸，但他基本不看。他以深沉有力的嗓音表演，颇具感染力。就我听到的部分来说，这些诗都是讽刺作品。他每读完一首诗，观众就狂热地鼓掌。他们明显喜欢他，而他也知道。他的脚边放着他的费多拉帽，一个女人走上前去，往里面丢了几枚硬币。

我听到他说，他很快就要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作品了，几个人点头，表示他们会有兴趣一读。

“那么下一首，”戴维说，“叫《一个待字女仆的情歌》。”人群大笑，同时他停下来又猛灌一口。“它有一段类似迭句的地方，你们都可以，你们知道的，可以加入。”他从夹克口袋里抽出一条丝巾，在脖子上打了一个结。我推断那是莫琳的。有人高呼一声：“同性恋！”戴维咧嘴一笑，说：“是啊，对。”我又凑近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