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安家栽花之处

我走出我的海滩新屋，一脚踩进一个水果蛋糕里。

荨麻地里还放有一锅炖菜、一品脱牛奶、一包克莱斯特牌烟熏鱼和一个酒瓶。

我买下这栋海滩小屋和几乎寸草不生的地皮时，本地人带着好奇旁观，就好像我脑筋不太正常，因此或许需要人照顾一样。刚开始谣言四起，说我买下地皮是为了开发它，尽管没人愿意住在这栋海滩小屋里，人们也不想看到它被拆毁重建。一场抗议大会在城堡酒店召开。除去抗议人和他的两个朋友（一个水管工和他的妻子），我就是唯一露面的人。我们喝了苹果酒，水管工和他的妻子最后提出帮我翻新海滩小屋。作为交换，我同意看看他们的账簿。尽管这件事让我痛心，这个活儿，它把我带回金斯布里奇和你与戴维的岁月，我承认有时你无法彻底清除过去。你必须带着悲伤生活下去。

抗议人借给我一顶帐篷和一块防水布，供我在屋顶修好前使用。他帮我在海滩小屋里把它支了起来。他说，也没有什么要我酬谢的，要不就帮忙改改他那篇呼吁保护臭氧层活动的讲稿吧。

我的睡榻，一块铺着旧垫子的木托板，一个睡袋，都是水管工和他妻子的一个邻居给我的。作为交换，邻居请我辅导她儿子的普通级拉丁语。于是现在我有三份工作——会计、教书还有抗议。我和衣而眠。

送饭送菜仍在继续。有时他们在荨麻地里弄出一条美食小径。用饼模、特百惠包装盒还有包在锡纸里的耐热碗来保温。如果我很馋，就走到下面的高尔夫球场，在俱乐部会所里叫一份热菜。与厨房伙计讲话时，话题都是天气，于是它适时地变成了我们的语言，就像你和我在你的车里有一种语言一样。好天气。坏天气。我们用天气术语来描述我们的情绪。有时，他们当中的一个会问：“你在那上面还好吗，宝贝儿？待够了吗？”

水管工和他妻子还有我给屋顶做了支承结构，防止它坍塌。我们不得不用独轮车把东西推上去。我们清掉了屋顶上的苔藓和碎片，那样雨水就不会再在铁皮屋顶上积成死水潭，渗进屋里。水管工的另一个朋友安装了水槽，并换掉了腐朽的窗框。以前只有碎玻璃的地方都粘上了有机玻璃板。作为报酬，我同意也接下这个朋友的账簿，还有每个星期帮他辅导一次自信技巧。他觉得羞怯在生活中拖了后腿，尽管我也从未觉得自己是个特别直率的人，我发现和纳比尔的周旋技能派上了用场。

木地板被我在高尔夫球场碰到的三个建筑工人换掉了。作为交换，我在他们的家庭烧烤聚餐上烤鱼和香肠，还有从酒吧里搬苹果酒的瓶子。门重新挂上了新的铰链。我付了钱，用我母亲的话来说，那是“现钱”。刚好在海滩小屋的第一个圣诞节之前，我在邮局碰到的一对夫妇送给我一个二手木火炉。我了解到他们的婚姻岌岌可危。作为答谢，我提出每个周日下午，在他们家的厨房给他们上舞蹈课。慢，慢，快快慢，慢。我想起母亲剥着豆子，我的鞋踩在父亲的靴子上。我不知道是因为跳舞还是欢乐的节日季，不管怎样，那对夫妇继续过下去了。后来的几年，他们都会到我的花园来，在鹅卵石小径上跳狐步舞。我们会在窗户旁摆上他们的卡带播放机，如果当中有谁问起，你呢，奎妮？你的舞伴怎么了？我可能就在花园里点上一盏灯，然后想起你来。

第一个冬天，我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想办法让木火炉一直烧着。夜里，我躺在床上打着寒战，尽管我全副武装了渔夫袜、针织毛衣还有一顶羊毛帽（全部都是旅馆的一个女人捐献的；作为交换，我每周帮她给在澳洲的女儿写一封信）。海滩小屋在风中摇摆，木板嘎吱作响。大海掀起墙壁般的海浪。但我很安全。我已经做成了没人说我能做成的事。我独自一人在恩布尔顿湾过了一冬。

春天来了。管鼻藿在岩石上做了窝，三趾鸥也是。天气开始变得明朗后，我买回了沥青油漆——迄今为止最贵的采购——重新装饰了整个外观。那是欢庆的一天。其他海滩别墅的屋主都开始开放他们的夏季民宅了。我邀请他们过来，还有所有帮过我的人。我的客人们带来了吉他和野餐食物，我们在沙地上跳舞直至夜深。后来我把窗框漆成了蓝色，还有木质百叶窗。我把内墙刷成浅灰色。窗帘被换成了丝绸幕帘，是我在一次杂货义卖上顺手买的。

所以你看，现在，我有了一个家，而且我爱它，我的海滩小屋，因为我把它从一无所有中拯救回来，让它重获新生。我每周还有至少十个与当地人的约定，教他们我一路以来学到的技能。有时我暂住在他们家里，分享同一盘食物，有时我们沿着滨海小路走去城堡废墟。有时我和他们一起喝酒，在牛顿池边看鸟，或者在克莱斯特海港坐下吃螃蟹。但我从没说起我从哪儿来，也没聊到那件我认为自己做过的可怕的事。而且永远的永远，是你的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