奎·轩尼斯小姐的最后告白（第二次尝试）

那是夏末。戴维二十一岁。

他已经去过湖区回来了。

一周过去，没有探望。没有电话。我甚至怀疑他是不是又背包上路了。我问过你一次。我说：“戴维怎么样？”你对着手皱眉头，说：“不错。不错。”

一个傍晚，走廊里的电话铃响了。我去接时，听到了嘎吱嘎吱的声音，就像有人在试图赶时间把硬币塞进公用电话里。大概半小时后，前门响起一阵吵闹的拳头砸门声。他似乎想踢门而入。我得承认，我不想见到戴维。上班忙了一天，我很累。我并不是在试图给我那晚的作为找借口。我只是在非常努力地解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咚咚的响声又来了。我扭动锁孔里的钥匙，拉开前门。

戴维瘦了更多，但让我震惊的是他的头发。他把头发剪得那么短，看起来就好像被人袭击过一样。看起来很疼。有鲜红的切口，是剃刀划破头皮留下的。我说，见到他真好。我在试图保持礼貌，让谈话留在安全区域。他问能不能进屋说话。

戴维的手在抖。他有一个金酒瓶子，但几乎拿不住。我从他手上拿过瓶子。已空了一半。

等戴维踉跄地来到走廊的灯光下，我才注意到他的眼睛有多糟糕，那么红肿酸胀，眼周围的皮肤都像有轻微的瘀伤。他一定哭了很久。“现在我能不能拿回我的瓶子了？”他说。

那一晚的大多数时间他都非常安静，几乎悄无声息，像一个支支吾吾的人。他坐在暖气旁的扶手椅里，没有脱掉外套，而是缩在里面。他说，他希望参军，因此理了个发。看起来不像那么回事。他连直线都走不了。

戴维告诉我，他从医生那里开了一些药。那种医生？我问。嗯，他说。那种医生。他告诉我别盯着他看，让他毛骨悚然，我说我只是放心了，仅此而已。我很高兴他去看医生了。

我一度在谈论音乐——我刚从图书馆借来珀塞尔的专辑唱片——他说：“你介意我现在吃药吗？我抑郁了。”他说起抑郁，那样轻描淡写的方式，让它听起来就像一场感冒。他问我了不了解抑郁，我说，嗯，有时我也会情绪低落。每个人都会，我告诉他。我吃药吗？他问。

“没有，”我说，“我的情况不是那样的。”我试图保护自己，不想让他逼得太近。实际上，我从来不需要吃药。每个人的接线方式都不同。有时我觉得，抑郁一定像你脑海里的一支舞，如果你知道那支舞的话，随便什么都能触发它。

戴维从外套口袋里拽出三个药瓶。他读出标签，告诉我它们都是做什么用的。他把药片全部倒在腿上，又用金酒把它们冲下去。

“你不需要水吗？”我说。

他大笑。我在担忧药片的数量。

“你父母知道你在吃这些药吗？”

他告诉我，是莫琳陪他去看的医生，尽管他叫她不要跟进去。“母亲喜欢我开心。”他说。他试图把药瓶塞回口袋里，但似乎找不到开口，最后我帮他塞了回去。

一小会儿之后，他又问我对抑郁了解多少，还有我认为他应该怎么应对它，我说了些类似“嗯，你知道，总会过去的”的话。我希望我没说“有因必有果，有起必有落”，但我已经接近那个意思了。

“嗯。”他说。他显然没在听，很长时间都一言不发。我在收拾房间、洗刷碗碟的时候，他只是坐在椅子里，每次经过他身边，他都在喝他带进屋来的那瓶酒。我放上一张唱片。

戴维猛一抬头，就像小狗听到外面有动静那样。

“那是什么音乐？”

那是《哦，孤独》那首歌。他让我重放一次。一次又一次。在那之前，我都没有真正听过它。我只是把它作为不错的优雅的背景音乐来放。

戴维跷起膝盖，把头埋进去。“那家伙怎么能让孤独听起来这么干净利落？”他说，“对我来说，它就像真空。无处不在。”

“你还要别的东西吗？”我这么问是因为，我现在想让他离开了。

但戴维站了起来。他开始跟着音乐摇摆。他让我跟他一起时，我说不，我不知道那种音乐要怎么跳舞。这是首巴洛克式的歌曲，我说，不是华尔兹。嗯，你只要听着调子然后动就行了，他大吼。他已经从漠然过渡到更恼怒的状态了。他摇头晃脑，就好像他仍有一头像样的长发，能把它从一边甩到另一边。他一边动的时候，一边在对着瓶子喝酒，只不过因为他现在是站着的，摇摆的时候，酒都洒在了外套和地毯上。

“我觉得你不应该再喝了。”我说。

我试图去拿瓶子，但他把它高举在我的头顶上方，哈哈大笑，就像他去上大学之前读我的信，还拿走我的诗和搅蛋器那样。然后他不笑了，撇了撇嘴。“给我跳。”他吼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