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人“刷色张”（第2/3页）

我和张亚平合作，有了创意，策划了一个走向，设定好人物并建立了人物关系后，我让张亚平来写分集梗概。张亚平很快写了16集的梗概，故事还没写完，他想让一位朋友给看看，没想到让那位朋友给否了。那位朋友说：“张亚平，没想到你写得这么差。”意思是根本不成。张亚平听罢非常沮丧，情绪也非常低落。后来梗概到了我手里，我看完觉得是存在一些问题，但是还不是太差，问题是有，这是第一稿，完全可以改。我首先肯定这个了故事，然后把没写完的梗概拿过来，重新整理，搞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20集故事梗概，得到了投资方的认同，张亚平无限感慨。

真正写剧本的时候，张亚平老不写，我那时正犯前列腺炎，难受得很。虽然脾气好，但也冲他发了脾气：“张亚平你倒是写呀，我这么难受你不知道吗？”张亚平见我发脾气，有些不好意思，道出了真相：“老师，我不会写，到底是怎么写呀？”他没有写过电视剧，不知道怎么下笔，这真是个大问题。我意识到这一点，忙说：“别怕，你看，你老婆给你买了一个茶杯，这个茶杯非常好看，一不小心被你摔了，你老婆心疼不心疼？”

张：心疼。

廉：她唠叨不唠叨。

张：唠叨。

廉：唠叨什么？

张：肯定说我不尊重她的劳动，说我粗心，说我大头。

廉：好了。这些语言都能用。可是，你以为她唠叨一次就完了吗？

张：不是，想起来还得唠叨。

廉：好了，这就是电视剧。

张亚平这人非常聪明，眼前一亮说：“老师，我明白了。”但是，他又说自己不会我的语言，没有我那么幽默。我说好办，你会说北京话不会？他说会，我说这就好办了，你就按照老北京家长里短这么对话，不要追求幽默，要追求生动。张亚平开窍了，从那天起，趴在桌子上开始跟我一起战斗。经过几个月的辛苦，剧本终于完成了。

张亚平开始写戏有毛病，掌握不好分寸，夸张过度。我曾经说他能把火锅城老板写成纵火犯！夸张不是都不好，有的时候喜剧需要夸张，不用刻意删掉，特别地保留一部分，目的是为增加喜剧色彩。我也想过，如果张亚平不和我合作，自己单独写一个剧本，始终就是那种夸张风格，也许别具一格，没准能竖一面旗帜，像周星驰似的，那多好！可惜离开我后，他一直搞晚会，没有再动剧本。

我和张亚平写戏，基本是你一集我一集那样接着写。以前我是手写，和张亚平合作后就开始用电脑。那时两个人一同学打字，他跟他儿子学，我再跟他学。1998年我已经55岁了，重新学习汉语拼音，第一感觉就是好修改，不弄一地纸了。

张亚平进步很快，策划晚会、撰稿、写歌词都是一把好手。在我们两个人写戏的时候，电视台总有人请他去搞晚会。我理解他，放他走，自己来修改剧本。我和张亚平合作了两个剧本，基本上都是我来改并收尾的。

张亚平实际上还是个喜剧演员，他要是在喜剧表演上发展也是很有前途的，只是他太爱写了。只能说喜剧舞台少了一个喜剧演员，多了一个编剧。

他跟我在一起创作了两个大戏，除了《是非中年》外，还有一个是《楼上楼下》。这个剧的大纲主要是我来写，分集梗概也是我写的。为什么我来写呢？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个剧起初是一个电影剧本，剧本是别人请我写的，写完没有用。后来，我就想写一个含有北京胡同文化的电视剧。随着时代的发展，北京到处拆迁，胡同越来越少，高楼越来越多。这使我有了一个新的灵感，我发现胡同里的人正逐渐变成高楼里的人，搬迁也常把一条胡同里的人迁到一栋高楼里，人搬到高楼里，把胡同里的文化也带来了，把恩恩怨怨也带来了。我还给这个剧起了一个非常动人的名字叫《竖起来的胡同》。

搬迁给人们带来喜乐，也带来痛苦，一家人因为房子分配不均，搞得没了亲情，一天到晚打来打去。我这里写了这么一家：孩子们在老太太生日那天，来到母亲家祝寿。老太太在厨房剁馅，准备包饺子。 孩子们在屋里大吵大闹，老人在流泪，没有人能理解老人，最后老太太把自己手指头砍下一根，孩子们也不吵了！

这个戏后来请的是韩刚导演拍的，韩导演也是个抢手导演，他拍的《刘罗锅》《钢铁是怎么样炼成的》可以说是脍炙人口。

韩刚早先也是北京曲剧团舞美队的，后来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干上了导演这一行。韩刚见到我说：“廉老师，不是您这戏写得有多深，是我觉得挺好玩的。”

戏刚一开场就把韩刚逗乐了。一号人物姜文喜开着一辆汽车，因为躲一个小孩，把骑着小三轮买菜的王大妈吓了一跳，车翻了，菜撒了一地。本来人没撞着，小事一桩，责任都在孩子身上。可是，原来都在一个胡同住着，姜文喜由一个不起眼的胡同串子当上了厂长，搬到了楼里还开上了小汽车，人五人六地在老街坊面前显摆，让街坊们羡慕嫉妒恨。所以，王大妈不让他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