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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上中学那几年，我们眼睁睁地看着很多事情发生了变化，但我们一天天身处其中，并不觉得是真正的变化。

索拉拉的酒吧扩大了，变成了一个供应各种糕点的甜食店，糕点师傅是吉耀拉·斯帕纽洛的父亲。星期天，甜食店里挤满了各个年纪的男人，他们在给家人买甜点。西尔维奥·索拉拉的两个儿子——马尔切洛大约二十岁，米凯莱小一点，他们买了一辆蓝白相间的“菲亚特1100”汽车，星期天他们开着车在城区的街道上兜来兜去，尽情炫耀。

前木匠佩卢索的铺子落到了堂·阿奇勒的手上之后，就变成了一家肉食店，里面摆满了美味的东西，有时候也会摆到人行道上来。经过肉食店门口，你能闻到香料、橄榄、香肠、新鲜面包和香油的味道，让人胃口大开。堂·阿奇勒死后，他可怕的影子慢慢消散了，远离了这个地方，远离了他的家人。寡妇玛丽亚大娘亲自经营这家肉食店，她说话非常客气。她十五岁的女儿皮诺奇娅也在店里工作，还有儿子斯特凡诺——他已经不再是那个愤怒的少年，想要从莉拉嘴里把她的舌头揪出来，而是变得非常有分寸，目光诚恳，带着柔和的微笑。他们的客户越来越多，我母亲经常让我去他们家买东西，父亲没表示反对，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没钱时，斯特凡诺会在一个小本上把账记下来，我们可以月末时结账。

那个在街上和丈夫一起卖蔬菜水果的女人阿孙塔，她的腰出了毛病，不得不在家待着。几个月之后，一场肺炎几乎要了她丈夫的命。但无论如何，这两个不幸的人还有一个依靠，现在无论冬夏，无论刮风下雨还是晴天，每天早上他们的儿子恩佐都会驾着马拉车到城区卖菜。这时候的恩佐和当时向我们丢石头的恩佐完全不像一个人，他已经长成了一个壮实的小伙子，看起来强壮健康，金色的头发有些鬈曲，蓝色的眼睛，他声音很粗，在吆喝叫卖。他的货通常都很好，他很自豪地吆喝着。他动作沉稳，服务也很周到，让人觉得诚信可靠。他很熟练地称量东西，我很喜欢他在秤杆上找准星时的敏捷，喜欢听游码在铁杆上滑动的声音。他会很麻利地把土豆或者水果用纸包好，放在斯帕纽洛太太、梅丽娜，或者我母亲的篮子里。

整个城区都生机勃勃，缝纫用品店忽然间就冒了出来——卡梅拉开始在那里做售货员。一个年轻的裁缝把店铺扩大了，店主野心勃勃，要把铺子变成给阔人做衣服的裁缝店。梅丽娜的儿子安东尼奥在汽车修理厂工作，多亏了先前的老板格莱西奥先生的儿子——能干的他要把汽车修理厂变成一个小型机动脚踏车工厂。

总之，到处都是一副百业待兴的样子，就好像卯足了劲，要改变原来的模样，要把之前的积怨、紧张和丑陋全部化解，要呈现出一副新面孔。我和莉拉在小公园里学习拉丁语的时候，我们周围的空间：小喷泉、灌木丛、街道旁边的小空地都发生了变化。空气中散发着沥青的味道，蒸汽压路机扑哧扑哧从散着热气的柏油马路上缓缓开过，那些光着背或者穿着背心的工人，在铺设城区里大大小小的路，城区的颜色也发生了变化。卡梅拉的哥哥帕斯卡莱被叫去砍伐铁路后面的树木，他们伐木时，人们好几天都听到树木倒地的声音。那些树木抖动着，散发出一种新鲜木材和青草的气息，树枝划过天空，倒在地上，发出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就像是一声叹息。帕斯卡莱和其他人用锯子锯，用斧头砍，把树根挖出来，树根带出了泥土的味道。那片树林逐渐消失，慢慢出现了一片发黄的平地。帕斯卡莱幸运地找到了这份工作，因为不久之前，有一个朋友告诉他，有人来到索拉拉的酒吧里，要找一些小伙子在晚上把那不勒斯市中心广场的树砍掉。尽管他不喜欢西尔维奥·索拉拉还有他的几个儿子，因为他父亲就是在那家酒吧里被毁掉的，但他要养家糊口，所以就去了。他回来的时候是黎明，精疲力竭，鼻孔里全是新鲜木头、被揉碎的树叶和大海的味道。事情就是这样，有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他后来又被叫去做类似的工作。现在他在铁路后面的工地上干活，有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在新建筑前的脚手架上干活，那些楼房在一层层增高。有时候，我们看到他头上戴着一顶用报纸折成的帽子，午饭时会在太阳底下吃着一块夹着香肠和煎蛋的面包。

我们学拉丁语时，我看着帕斯卡莱走神了，莉拉会很愤怒。让我惊异的是，我很快发现，她已经懂得很多拉丁语知识，比如她知道所有的词尾变化，也会很多动词变格。我很小心地问她为什么会懂拉丁语，她做出一副不想浪费时间解释的表情，有些不悦地说，在我上初一时，她从流动图书馆，也就是费拉罗老师管理的那个图书馆，借了一本拉丁语语法书来看，因为她觉得很好奇，就学了一下。那个图书馆对她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资源。我们聊着聊着，她向我展示了她所有的借书证，一共有四张：一张是她的，一张是里诺名下的，还有两张是她父母名下的。每张借书证可以借一本书，她有四张，可以借四本。她一个星期看完四本，第二个星期天还回去之后，又借四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