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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前两年要比初中更加辛苦。我们班有四十二个学生，是那所学校极少数的男女混合的班级之一。女生极少，我一个人也不认识，在吉耀拉说了很多大话之后（“是的，我也要去上高中，要和你坐同桌”），最终她初中毕业还是去索拉拉的酒吧里给她父亲当帮手了。男生中间，我就认识阿方索和吉诺，他俩坐在一张靠前的桌子上，胳膊肘挨着，一副担惊受怕的样子，他们都假装不认识我。教室很臭，充满了汗腥味，还有臭脚和担忧的气息。

高中的前几个月，我都默不作声，没和别人说话，我的手一直放在额头或者下巴上，这两个地方的粉刺总是层出不穷。我坐在教室最后一排，基本看不到老师，还有黑板上的字。我和我的同桌互不认识。奥利维耶罗老师给我搞到了需要的书，那些书很脏很破，但能用。我用初中学到的方法来要求自己：从下午一直学习到晚上十一点，从早上五点学习到七点，然后去上学。我背着书包从家里出来时，经常会遇到莉拉，她也正跑向铺子，去开门打扫、擦洗。在她父亲和哥哥上班之前，她要把店里收拾干净。她会问我那天上什么课，问我学了什么，她要我具体地回答，假如我回答得不够详细，她会问我一系列问题，让我觉得很焦虑，觉得自己学得不够好，没办法回答老师的问题，就像我回答不了她的问题一样。在寒冷的清晨，我黎明即起，在厨房里复习功课，和通常一样，我感觉自己牺牲了清早暖哄哄的被窝和睡眠，不是为了在那所阔人学校的老师面前表现自己，而是为了在鞋匠的女儿面前不丢脸。因为她的缘故，我早餐也吃得匆匆忙忙，一口气喝下牛奶和咖啡就跑上大路，因为我不想错过和她一起走的那段路，哪怕一米。

我在大门口等她，看见她从她住的那栋楼里出来。我看到她不断在变化——她现在比我高一些，走路的样子不再是几个月前那个瘦骨嶙峋的小姑娘，她的身体变得圆润，好像她的脚步也变得柔软起来。嗨！嗨！打个招呼后，我们马上就聊了起来。我们走到十字路口就会告别，她向修鞋的铺子走去，我走向地铁站。我不断回头，看她最后一眼，有一两次，我看到帕斯卡莱气喘吁吁地跑过来，陪她走那段路。

地铁里挤满了脏兮兮的男孩和女孩，他们睡眼惺忪，还有人们早上抽的第一支烟。我不抽烟，不和任何人说话。那短短几分钟里，我忧心忡忡，在脑子里温习功课，我脑子里疯狂冒出的那些陌生的语言，和我们城区通用的语言完全不同。我最害怕的是学业上的失败，我母亲的不悦，她一瘸一拐的身影，还有奥利维耶罗老师的白眼。其实当时我唯一真实的想法是：找一个男朋友，在莉拉宣布她和帕斯卡莱在一起之前，我要马上找一个男朋友。

那种紧迫感越来越强烈。我很害怕从学校里回去，我担心遇到她，担心她用喜悦的声音告诉我，她和帕斯卡莱·佩卢索做爱了；或者不是和帕斯卡莱，而是和恩佐；或者不是和恩佐，而是和安东尼奥；或者是和斯特凡诺·卡拉奇，那个肉食店老板；甚至是和马尔切洛·索拉拉。莉拉总是那么反复无常，出人预料。那些围绕在她身边的男性，基本上都成人了，他们都对她充满期望。最后的结果可能是：她忙于鞋子的事情，专注于研究我们生活的这个可怕世界的历史，加上交男朋友，她不再会有时间给我。有时候从学校里回来，我远远地绕开，不想经过他们家的铺子。假如我远远看见她，我也会因为焦虑改变路线；但后来我实在抵挡不了，向她走去，就像命中注定一样。

我们的学校是一栋非常破败的灰色建筑。在学校进进出出，我会看那些男生，死死地盯住他们，想让他们感觉到我的目光，想让他们也看到我。那些和我同龄的同学，有的穿短裤，有的穿上宽下窄的军裤，有的穿长裤。我看着那些高年级的学生，他们大部分人都是西装领带，但很少穿大衣，他们想摆酷，表示自己一点也不怕冷，他们留着板寸，光秃秃的脖子露在外面。我更喜欢那些高年级的男生，但现在能有一个上高一的男朋友也不错，重要的是，要是一个穿长裤的男生。

有一天，有个男生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他走路的样子很懒散，他很瘦，栗色的头发鬈曲着，面孔很英俊，我感觉很熟悉。他有多大？十六？十七？我仔细看了看他，又走回去看他，心简直要从胸口蹦出来，那是尼诺·萨拉托雷！他是多纳托·萨拉托雷——那个铁路职工兼诗人的儿子！他也看了我一眼，但显得漫不经心，没有认出我来。他的外套袖子皱巴巴的，肩膀很窄，裤子很破旧，脚上的鞋子也脏兮兮、乱糟糟的。他看起来一点也不阔气，不像斯特凡诺那样炫耀，尤其不像索拉拉兄弟，虽然他父亲写了一本诗集，但很显然他们还没有变成有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