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18

瓦尔参加了许多政治团体，米拉有时会和她一起去开会。她不再有那种极度的孤独感，但她总是隐隐希望，能遇到一个有趣的男人。然而，这些小组里的男人要么太理想主义，要么太热情，要么很自负，要么性取向模糊。而且他们并没有对米拉表现出兴趣。尽管她下意识地希望男性采取主动，但内心深处，她其实对他们一点儿兴趣都没有。他们让她想起了那些处于青春期的自大狂、童年的帖木儿[54]和爱德华二世[55]。

那些会议在剑桥简陋的公寓里召开，每个参会的人都捧着塑料杯子喝咖啡，杯子总被捏得噼啪作响。米拉经常帮他们端咖啡。

周四的会议上，政治学院的一个优等生安东·韦特和瓦尔争论起来。安东那漂亮的黝黑肤色和他对整个世界的全然藐视很引人注目。瓦尔正在感慨理想主义者的愚蠢——一九六八年的民主党大会后，左派拒绝投票给汉弗莱，一些左翼分子认为，尼克松的胜利会是革命的催化剂，最终会促成“尼克松最高法院”——她哀叹道，这会使国家倒退四十年。

“你说的那不是政治，是宗教。”安东说。尽管他和瓦尔都坐在地上，可他还是能俯视瓦尔。

瓦尔沉默了一阵。“老天，你说得对！”她说。

这时，一个坐在角落里，穿着挽起袖子的白衬衫、肤色黝黑的男人说话了：“没错，我们都应该有政治头脑。我觉得我们都算是理想主义者，不然，我们就会走出去，做一些更实际的事情了。或者说，宗教和政治是一码事，政治学和伦理学是一码事。政治只是道德实施的一个领域罢了。”

安东对说话人表现出了足够的尊重，他半转过头去看着他：“本，我们把道德问题留给女人和孩子吧，那是他们的强项。道德体系在利阿努运行得成功吗？”

本笑了笑。那是自然的、发自内心的笑，好像觉得自己很有趣似的。他叼起一支没有过滤嘴的香烟：“安东，我不得不承认，利阿努目前需要的并不是某种可实践的道德体系。它只关心生存，生存就意味着力量，当然那也正是你所谈论的东西。但我觉得，人类在行动之前必须明确终极目标，否则无论我们做什么，都是对历史的犯罪。”

“图书馆里充斥着各种虔诚的戒律，但它们对政治现实一点儿影响都没有。”安东嘲讽地说。

“可基督教教义又怎么说？”米拉大声喊道。因为她知道如果不大声喊，他们是听不到她说话的。

安东转过身，香烟从他嘴里掉了出来。有人在笑，米拉脸红了。

“除了道德审判，它还有过什么作用？”

“不管怎么说，”米拉有些犹豫地说，“那是影响政治现实的一套伦理体系。”

安东嘲笑道：“那是局外人为了挤进政治圈而使用的迷信手段。”

“但至少基督教为我们留下了遗产，”瓦尔说，“至少，我们对作恶会感到愧疚。”

“去和纳粹分子说内疚吧。”

“英国人就是因为道德传统才没有谋杀甘地的，”本插话道，“想象一下甘地要是落到纳粹手里会如何。”

“没错！”安东强调道，“所谓的有道德的英国——暂且不论英国帝国主义的丑恶行径——和纳粹分子打仗，谁更可能会赢？”

“那与道德无关。那要取决于资源、战备、武器和人口等。”

“对啦！”安东总结道，“还是要看力量。好了，孩子们，我们还是说正经的吧。”

今天的议题还是老问题：小组应该用仅有的那点儿经费去印宣传册吗？如果要印，那是去广场或其他繁华地区分发，还是在剑桥挨家挨户地发？如果是后者，他们去哪里找那么多人手？

米拉坐在那儿煮咖啡。她想大声质问安东，美国有那么多财富和武器，却为什么没能赢得越战？为什么没能打赢朝鲜战争？从他说的那些实用主义的政治主张来看，他也不过是一个丑恶的政客：他罔顾他人的意见，压制他们，对他们毫不尊重，又怎么能让他们投票给自己？她想起古希腊的悲剧，领悟到：政治是从家里开始的。

但其实到了会后表决的时候，本、瓦尔、米拉，还有其他大多数人，都投票给了安东的提案。

会议结束之后，米拉走到本的身边，自嘲地把刚才的想法告诉了他。他笑容可掬地，专注地凝视着她，真正像人与人之间交流那样凝视着她。“我也有和你一样的问题，”他笑着说，“我知道什么是对的，但现实中安东总是对的。再说，”他扮了个鬼脸，“我们都是理想主义者，无论安东怎么批评理想主义，他最后还得依靠它。”

“理想主义者似乎总处于劣势。你觉得有可能既是理想主义者，又是实干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