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厨房里电话响起时，凯特·巴蒂斯塔正在屋子后头的花园里忙活。她直起身子，侧耳倾听。妹妹就在屋里，不过这会儿可能还没起床。电话再次响起，接着又响了两次。最后总算听到了妹妹的声音，却是留言机发出的自动答复：“嗨！找我们的？看来我们不在家咯？留下——”

此时，凯特已经大踏步往后院台阶走去，一边将头发甩至肩后，一边嘴里愤愤地吐出一声“嗤”。她把手往牛仔裤上擦了擦，猛地拉开纱网后门。

“凯特，”父亲在电话里喊道，“终于接电话了！”

她拿起话筒问：“什么事？”

“我忘带午饭了。”

她的目光落到冰箱旁边的台子上，果然，他的午餐盒还放在昨晚她摆好的位置，动都没动。她总是用超市那种干净的塑料袋套在餐盒外面，里面放了什么一清二楚：一个特百惠沙拉盒和一个苹果。“呀！”她说。

“你能带过来吗？”

“现在？”

“是的。”

“天哪，父亲，我不是驿马快信[1]啊！”她说。

“你还有什么事要做？”他问道。

“今天是周日啊！我在给菟葵地除草呢。”

“啊，凯特，别这样。只要跳进车里，咻一下就到了。乖啦。”

“神哪！”她叹道，然后砰的一声扔下话筒，从台子上拿起午餐盒。

以上对话有几个奇怪之处。首先是这段对话居然会发生。她父亲一向是不信任电话的，事实上，他的实验室里压根就没装电话，所以他肯定是用手机打过来的。这同样是有违常态的，因为他当初会买手机仅仅是拗不过女儿们的坚持要求。刚用上手机时，他也曾心血来潮地买了一堆应用——大多是各种各样的科学计算器——之后便对手机彻底失去了兴趣，现在更是连碰也不碰一下。

第二个奇怪之处在于，他一周通常都会有两次忘带午饭，但以前他似乎从未留意过这事，其实这个男人基本上是不吃饭的。凯特下班回家时，经常会发现他的饭盒还放在台子上没有动过，即使这样，晚上她还是得喊上三四遍，他才会出来吃晚饭。他总是有比吃饭更有价值的事情要做，阅读期刊啦，翻看笔记啦。如果一个人过的话，他很可能会活活被饿死。若是他真的有了些许饿意，他也可以走出去自己买点吃的。他的实验室就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附近，三明治店和便利店随处可见。更别说这会儿都还没到中午。

不过这一天阳光灿烂，微风和煦，尽管寒意尚存——但也是漫长难熬的严冬过后，第一个还算宜人的天气——所以，她其实并不介意有个理由到外面的世界走一走。但她不会开车，她选择步行。

就让他等着吧。他自己就从来不开车，除非是有什么设备要运的时候。他就是个健身狂人。

她走出门，把门带上时格外用力，因为邦妮睡到这么晚还没起让她满怀不爽。走道上的地被植物看上去有些芜杂凌乱，她默默记下：待会儿给菟葵地除完草后还要把这里修理一下。

她拎着午餐袋子打结的袋口，轻轻晃动着，经过明茨家和戈登家——这两家的房子和凯特家——巴蒂斯塔家的一样（尽管前者保存得更好一些），都是殖民时期风格的庄严气派的砖砌建筑，里面有一个中央大厅——然后转过拐角。戈登太太正跪在她的映山红丛中，往花的根部撒上护根[2]。“呀！凯特，你好啊！”她高声叫道。

“嗨。”

“看起来有点春天的意思了！”

“是呀。”

凯特并未放慢脚步，继续走着，她的鹿皮风衣被风吹动着，在身后飘舞飞扬。两个年轻女子——很可能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学生——在她前面以蜗牛般的速度移动着。“我看得出他想约我，”其中一个说，“因为他老是清嗓子，他们男生总是那样，你懂的吧？然后又不说话了。”

“我就喜欢他们这种害羞得不行的样子。”另一个说。

凯特绕到她们前面，继续走着。

她在下一个街口左转，朝一个功能更为混杂的街区走去，穿过其间的公寓楼、小咖啡馆和隔断成办公室的房子，最后来到另一座殖民时期风格的砖砌建筑前面。这栋房子的前院比巴蒂斯塔家的小，但柱廊却更大，更气派。前门边上挂着六块或八块牌匾，上面写着各种不入流的组织和没名气的小杂志的名字。然而没有一块牌匾上写着路易斯·巴蒂斯塔的名字。这些年来，父亲从一个地方被调到另一个地方，漂泊不定，最后在这栋凄凉冷清的房子里落脚，这时他大概已经觉得没必要再挂上自己的牌匾了：房子离学校很近，但距离医学中心有几英里路。

门廊的一面墙上挂着一排信箱，信箱下面放着一把快要散架的长椅，上面成堆叠放着乱七八糟的广告传单和外卖菜单。凯特走过好几间办公室，其中只有“信佛的基督徒[3]”组织那间的门是敞开的。她往里面瞥了一眼，只见三个女人围着一张桌子站成一圈，第四个女人坐在那里拿纸巾擦拭着双眼（总有什么事发生）。凯特推开大厅尽头的一扇门，沿着一段木台阶往下走，来到底层，她停了一下，随即按下房间密码：1957——某位医学家定义自体免疫紊乱标准的年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