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星来的人

很久以前，克里斯汀正走过校区的公园。她依然穿着网球裙；她还没来得及洗澡换衣服，头发用一根有弹性的头带束到脑后。她那张肉鼓鼓、红扑扑的圆脸，少了刘海的修饰，看上去就像一张俄国农妇的脸，可是不用头带的话，头发会挡住眼睛。虽然还是四月，这天下午却热得出奇；室内网球场热气蒸腾，她觉得皮肤像被煮过一样。

阳光和煦，老人们纷纷从各自过冬的地方出来：她最近还读到过一个在下水道里睡了三年的人。他们虚弱无力地瘫坐在长椅上，或是头枕着四四方方的旧报纸躺在草坪上。在她经过的时候，他们那一张张满是皱纹的菌菇似的脸庞慢慢地转向她，追随着她身体的动作，随后，又漠然地移开了。

松鼠也外出觅食；三三两两地朝她飞奔过来，又骤然停住，双眼满怀期待地注视着她，张着嘴巴，下颚像老鼠一样向后缩，露出泛黄的门牙。克里斯汀加快脚步，她没什么东西可给它们吃的。不该去喂那些松鼠的，她心想；喂食搞得它们神经兮兮的，还容易感染皮癣。

走到公园中间，她停下来把开襟毛衣脱掉。弯腰再去捡球拍的时候，她觉得有人搭了一下她刚刚露到外面的手臂。克里斯汀很少会尖叫；她猛地一下直起身，抓着球拍的手柄。不过，碰她的却不是其中一个老人，而是一个深色头发的十二三岁的男孩。

“对不起，”他说，“我找经济学院大楼。是那里吗？”他朝西面指了指。

克里斯汀又仔细看了看他。她搞错了：他年纪并不小，只是个子矮。他就到她肩膀上面一点，不过话说回来，她的个子是比一般人高；“像尊雕塑似的，”她用力站直的时候，母亲这么说。他还是她们家里所谓“从其他文明来的人”：肯定是亚洲人，但大概不是中国人。克里斯汀估计他肯定是个留学生，于是露出她标准的欢迎微笑。高中的时候，她是联合国社团[1]的主席；那一年他们学校被选中在模拟联合国大会上充当埃及代表团。这项任务应者寥寥——谁也不愿意做阿拉伯人——不过她还是圆满完成了任务。她针对巴勒斯坦难民问题发表了一篇相当精彩的演说。

“没错，”她说，“就在那边。平顶的那幢。看见了吗？”

那个男人一直在紧张不安地对着克里斯汀微笑。他戴着透明塑料边框眼镜，他的眼睛透过镜片朝着她鼓出来，仿佛被套在一只金鱼缸里。他没有顺着克里斯汀指的方向走，反而塞给她一小本绿色的便笺和一支圆珠笔。

“你画地图。”他说。

克里斯汀放下网球拍，一丝不苟地画起来。“我们在这里，”她一字一顿地说，“你这样走。这里就是经济学院。”她用一条虚线和一个十字把走法标出来。男人凑近她，聚精会神地注视着地图渐渐成型；他闻上去像煮熟的花椰菜，还有一种说不出牌子的发油。画完示意图，克里斯汀把纸笔递回给他，微笑着表示告别。

“等等。”男人说。他从本子上撕下那张画着地图的纸，小心地折起来，放进外套口袋里；外套的袖子盖过了他的手腕，袖口露出许多线头。他开始写起了什么；她注意到他的指甲和指尖都被咬得很厉害，几乎变形了，这让她觉得有点恶心。他的几根手指被渗出的圆珠笔油染成了蓝色。

“我的名字是这个。”他说，拿起便笺给她看。

克里斯汀看到一堆古怪的G、Y和N聚在一起，都是端端正正的印刷体大写字母。“谢谢，”她说。

“你现在写你的名字。”他说着，递上那支笔。

克里斯汀有些犹豫。倘若这是一个她自己国家的人，她就该觉得他是想约她了。不过，本国的人从来没想过要约她；她块头太大。唯一一个尝试过的人是那个摩洛哥侍应，他们社团聚会之后有时会光顾他工作的那家啤酒屋，而且他也很直接。他就在她去洗手间的路上把她截住，问她，她拒绝了；仅此而已。面前的这个男人却并非酒吧的侍应，而是个学生；她不想伤害他。在他的文化里，管它是哪个文化呢，这样在纸上交换彼此的名字十有八九是一种正式的礼节，就像说谢谢一样。她从他那里接过了笔。

“这是个很美的名字。”他说。他折起那张纸，把它放进外套的口袋里，挨着那张地图。

克里斯汀觉得她已经仁至义尽了。“好了，再见了，”她说，“很高兴认识你。”她弯腰去拿网球拍，可他已经蹲下身去把它拾了起来，正用双手举在自己胸前，俨然一面缴获的旗帜。

“我帮你拿。”

“哦不用了，真的。不用麻烦了，我赶时间。”克里斯汀吐字清晰地说。没有了网球拍，她觉得自己手无寸铁。他开始沿着小径漫步；他现在一点也不紧张了，看上去一派轻松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