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今年年初，我又从国外归来。

前前后后出国的次数，自己也不记得是第几次了。我的生活，长久以来，就是“写作”、“休息”、“旅行”三件事来占据的。“写作”的时候，我总是夜以继日，不眠不休，不见人，不应酬，不回信，不接电话……全神贯注地写，因而被亲友们给予“六亲不认”的外号。“休息”的时候，我就完全变了，我看书，交朋友，聊天，看电影，尽量放松自己的情绪，完全不去想我的写作。而“旅行”的时候，我不只是在享受，我也忙于观察和吸收，追寻和体验，对一切新奇的事物，我总在近乎感动的情绪下惊叹而欣赏。这样，我活得好忙，也活得好充实。

出国的次数多了，就想以国外为背景来写部小说，但是，这只是个念头而已，我对国外的任何地方，都只是走马看花，缺乏深入的认识，真要写自己不了解的东西，毕竟太困难。因此，这念头在脑中闪过，却从未有任何力量，吸引我去实行。

若干年前，我第一次去罗马，我立即被那个城市所震撼了。我疯狂地迷上了罗马，当时，就很激动地说过一句话：

“所有有关艺术的神话！应该发生在这个地方！”

不久之后，我又二度去罗马，坐在特莱维喷泉的前面，坐在古竞技场的拱门下，坐在市政广场的台阶上，坐在罗马废墟的断壁残垣里，我忽然间，觉得有股庞大的力量，把我给牢牢地抓住了，我对自己许下一个宏愿：我一定要以罗马为背景，写一部小说！

“宏愿”是有了，却没有“故事”。我无法去杜撰一个空中楼阁般的故事，也无法“无中生有”，这愿望就埋藏在我的内心深处，一直埋了四年之久。

直到今年一月，我在美国，去了旧金山，去了洛杉矶，去了华盛顿D.C.。接触到很多留学生和华侨，听到很多的故事，包括一些稀奇古怪、令人难以置信的奇闻。面这些故事之中，有一个故事却深深地感动了我！

一月底，我从国外倦游归来，一下飞机，就被“家”的温暖给包围了。奇怪，出国的次数越多，对于“家”的感情就越浓厚，对于自己“国家民族”的观念也就越深重。海外，即使是集声色之极的拉斯维加斯，即使是雾蒙蒙的金门大桥，即使是华盛顿的国家博物馆，即使是日本的富士山，即使是东京的宝冢歌舞，即使是京都的庙宇楼台……都抵制不了“家”“国”对我的呼唤！回到台湾，回到家里，我满足地靠在沙发中，由衷地说了一句：

“是我开始写《人在天涯》的时候了！因为，我有了‘故事’，也有了‘感情’，还有了‘动力’！”

我坐进了书房，没有延误一分钟，立即执笔写《人在天涯》。虽然我刚经过一段疲劳的旅行，虽然正逢春节，虽然旅美多年的锦春妹第一次返国，我都无睱旁顾，又恢复了“六亲不认”的我，埋头在我的作品中。

《人在天涯》虽然有一个真实故事为蓝本，但，不可否认，我更改了若干情节，也夸张了若干情节。真实故事写成小说，要想完全“写实”，是根本不可能的事，连“传记”都做不到百分之百的真实。我把这故事从美国搬到欧洲，一来偿了我的夙愿——以罗马为背景写一部书。二来，我认为这故事如果发生在欧洲，比发生在美国更动人而合理。三来，不论罗马也好，瑞士也好，美国也好，对我而言，都是“天涯”！

我执笔写《人在天涯》的同时，正好《联合报》在海外发行《世界日报》，邀稿甚殷。因此，这部书原为《皇冠》杂志所预订，经情商后先给了《联合报》与《世界日报》，再由《皇冠》杂志转载。也打破了我历年来所坚持的一个原则——书未完稿前决不发表。这本书是边写边登的，因而，也带给我极多的难题。

在写作前，我认为两度去罗马，而且有份很细密的日记，写这本书决不成问题。谁知一旦着手，才知道自己所了解的，毕竟只是皮毛。对雕塑，对艺术，我也只能欣赏而无研究，这本书写得十分辛苦。为了怕出错误，我直接或间接地请教了多位在欧洲留过学的音乐家和艺术家。在这儿我特别要向这些位帮助过我的朋友们致谢。包括：林宽先生，席德进先生，郭轫先生，徐进良先生，纪让先生，和白景瑞先生。如果这本书写得真实，是诸位先生帮助之功，如果有错误，是我记录之失，无论如何，若有谬误之处，请读者们多所包涵。

虽然有各位先生的协助，这本书仍然有若干问题。例如，欧洲的艺术学院是学分制或学年制，就有两种不同的说法，有的说是学年制，有的说是学分制。经我求证结果，在罗马的“国家艺术学院”，是学年制，欧洲其他艺术学院，多为学分制，于是，故事中，我采用了后者。再例如学位问题，艺术学院毕业后，是学士，硕士，还是博士？最高能修到什么学位？各种说法，莫衷一是。终于，我综合各方面的资料，认为这学位只有一个“称谓”，并无“艺术博士”的存在。又例如欧洲的艺术沙龙，是一年四季皆有，还是每年一次？凡此种种，我所写的，可能会有错误，虽然与故事情节及主题，并无太大关系，却不能不加以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