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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有什么区别?”凌风说。

“写作是一种发泄、一种倾吐、一种创造……”我热烈地说,“作家只是一个地位,当女作家就意味着对地位和名的追求,这是两回事。”

“我懂得咏薇的意思,”韦白说,“她所热衷的是写作本身,至于能不能成名作家,这并不在她关心的范围之内,如果能,是意外的收获,如果不能,也无所谓,对不对?”

“对了!”我说,“就像一个母亲,尽她的本能去爱护她的子女,教育她的子女,并且创造了她的子女,在她,只是一种感情和本分,并不是为了想当模范母亲呀!”

韦白笑了,说:

“你的例子举得很有意思。”走到窗前,他看了看窗外的阳光,回过身来说:“天气很好,我们到溪边去钓鱼如何?有兴趣吗?”

“好的!”凌风站了起来,他本来对于一直坐着聊天已经不耐烦了。“你的鱼竿够不够?”

“我有四五根呢!”

“用什么东西做饵?”我问。

“蚯蚓。”

我皱眉,凌风笑得很开心:

“到乡下十天了,你还是个城市里的大小姐!”他嘲笑地说。

“这与城市和乡下有什么关系?”我说,“即使我是个乡下姑娘,我也会认为切碎一条蚯蚓是件残酷的事情!”

“可是,你可照样吃鱼,吃虾,吃鸡,吃猪肉,都是切碎了的尸体!”

“嗨!”我有些生气了,瞪视着他,“我从没有看过一个比你更爱抬杠和更讨厌的人!”

他大笑了,拿着鱼竿跑出门去。我一回头,看到韦白正用一种奇异的微笑注视着我们,于是,我不再多说什么了,我不愿韦白认为我是个爱吵爱闹的女孩子。

带着鱼竿,我们来到了溪边。这条河是经过镇上、再经过青青农场,继续往下流的。我们一直走到青青农场与村落之间的那一段。放下鱼竿,凌风立即用带来的小伊铲子挖开了泥土。这一带的土壤都很肥沃,他立刻找到了三四条又肥又长的蚯蚓。我把身子背过去,不看他们对蚯蚓的宰割工作,半晌,凌风笑着喊:

“咏薇,你到底要不要钓鱼呀?”

“要,”我说,“请帮我上上鱼饵好吗?”

“自己上!”凌风说。

“那么,我还是在树底下休息休息吧!”我闷闷地说。

“这儿,给你!”韦白递了一根上好鱼饵的钓竿给我,我接过来,对凌风白了白眼睛。凌风只是自己笑着,一面拿着鱼竿走下河堤,把鱼饵甩进了水里。

我们开始钓鱼。三个人都有一阵短期的沉默,阳光在水面闪着万道光华,蝉声在树梢上热烈地喧闹,几片云薄而高,从明亮的蓝空上轻轻飘过。我坐在草丛里,鱼竿插在我身边的泥地上(因为我握不牢它),凌风站在我身边,鱼竿紧握在他手中。韦白在距离我们较远的地方,坐在一块大石头上面。

浮标静静地荡在水面,流水缓缓地轻泻,我聚精会神地瞪着浮标,只要一个轻轻的晃动,就手忙脚乱地去抓鱼竿,一连三次,鱼竿上都仍然只有鱼饵。凌风一动也不动,但是,当他第一次拉起鱼竿,上面已经有一条六七寸长的鱼,活蹦活跳地迎着阳光闪耀。

“第一条鱼!”凌风笑吟吟地说,取下鱼放进鱼篓里,重新上上饵,把鱼钩甩人入水中。“你觉不觉得,”他望着我,“我们活着也就像钓鱼一样?”

“我不懂。”我摇摇头。

“不是钓鱼,就是被钓。”他静静地说,“而且不论钓鱼与被钓,机运性都占最大因素。”

“你是说命运?”我问,“你认为命运支配着人生?”

“并不完全是,”他说,“我欣赏中国人的一句老话‘尽人事,听天命’,许多时候,我们都是这样的。如果尽了全力而不能改变命运,就只有听命运安排了。”

“我从不以为你是个相信命运的人。”

“你知道我是学工的,”他笑笑说,“猜猜我为什么学工?”

“你对它感兴趣呀!”

“天知道!”他说,“我最感兴趣的是音乐,从小我幻想自己会成为一个音乐家,对一切的乐器都发狂,但是,考大学的时候,我爱上了一个女孩子……”

“哦?”我挑了挑眉毛。

“最起码,我自以为是爱上了她,她是在台中读中学的同学,她说,她将来只嫁工程师。我那时简直对她发狂,我一直是会对许多东西发狂的。她看不起我,因为我在学校中的数学没有及格过,她说:‘假如你考得上甲组,我就嫁给你!’我一发狠,几个月都没睡好过一夜,终于考上了成大的土木系,这就是我学工的原因。”

“你那个爱人呢?”

“嫁人了,嫁给一个美国华侨,最气人的是,那个华侨是个小提琴手,在纽约一家夜总会里当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