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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莱克侧身钻进去。男人身上有一股欧仕派香水和樟脑的气味。两个中年女人在楼梯脚下紧紧拥抱，一个金发，一个黑发，都在低声啜泣。在斯特莱克的注视下，两人擦着眼泪分开了。

“抱歉，”黑发女人说，“谢尔是我们的邻居。她去马盖鲁夫度假了，刚听——听说凯尔西的事。”

“抱歉，”双眼通红的谢尔说，“我不打扰你了，哈兹尔。有什么需要就来找我。什么事都行，雷——什么事都行。”

谢尔从斯特莱克身边挤过去，对他说了句“抱歉”，和雷拥抱在一起。两人一动不动地待了片刻，两具庞大的身躯互相挤着，肚子对着肚子，胳膊揽着脖子。雷又哭起来，把脸埋在她宽阔的肩上。

“进来吧。”哈兹尔哽咽地说，揉着眼睛，带头进了客厅。她长得很像勃鲁盖尔画里的农民，脸颊饱满，下巴凸出，鼻梁粗大。她的眼睛哭得红肿，眉毛粗厚得仿佛两条灯蛾。“这一周都是这样。大家都听说了，到我们家来……抱歉。”她深吸一口气。

斯特莱克进门不到两分钟，他们已经对他说了五六次抱歉。在其他文化里，人们也许会因表现悲痛不够而觉得羞耻，但在静谧的芬奇利，人们则因被外人目睹悲恸而觉得羞耻。

“大家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哈兹尔低声说，抹去眼泪，挥手让斯特莱克坐到沙发上，“她又不是出了车祸，或者病死的。大家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毕竟她是——”她犹豫片刻，最终还是没能说出来，发出响亮的吸气声。

“我很遗憾，”斯特莱克也表示歉意，“我知道，你这段日子里很不好过。”

客厅里收拾得很整洁，但冷色调产生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气氛。三件套的沙发上罩着银灰色条纹布，白色的墙纸上印着灰色细条纹，靠垫摆成菱形，壁炉台上的装饰品完美对称。电视屏幕上一尘不染，反射着从窗外透入的光。

网眼窗帘外闪过谢尔的朦胧身影，谢尔还在擦眼泪。雷光脚走过客厅门外，抬起眼镜，用浴袍的腰带抹眼睛，驼着背。哈兹尔仿佛听到斯特莱克的心声，解释道：

“雷摔得脊椎骨断了。有座寄宿公寓着了火，他去营救里面的一家人。墙塌了，他的梯子倒了。他从三层楼上掉了下来。”

“老天。”斯特莱克说。

哈兹尔的手和嘴唇都在颤抖。斯特莱克想起沃德尔的话：警察应该注意对待她的态度。她正处于震惊之中。斯特莱克如果表现出对雷的怀疑，或者问话的方式过于粗暴，哈兹尔都会认为他残忍无情，不可饶恕，只知道强化他们正在经历的巨大痛苦。斯特莱克很清楚警察会怎样残忍地直戳当事人的伤口，他当过这样的警察，也当过这样的当事人。

“要喝咖啡或茶什么的吗？”雷嘶哑的声音传过来，斯特莱克猜他大概在厨房里。

“你去睡吧！”哈兹尔喊道，将湿乎乎的纸巾攥成一团，“我来泡！你快睡！”

“你确定？”

“睡吧，我三点叫你！”

哈兹尔拿了张新纸巾，把纸巾当成毛巾那样擦了擦脸。

“他不肯领残疾失业救济金，可是也找不到正经工作。”她低声对斯特莱克说。雷吸着鼻子，拖着脚从门外走回去。“背驼了，年纪也大了，肺也不好。只能干那种领现金的杂活……夜班……”

她的声音越来越小，嘴唇颤抖，目光终于第一次直视斯特莱克的眼睛。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叫你来，”她坦白，“我的头脑一片混乱。警察说她给你写了信，但你从来没回过，然后你就接到她的——她的——”

“你一定非常震惊。”斯特莱克说，心里明白自己说什么都不及她内心感受的万一。

“实在是——”她有些狂乱地说，“——太可怕了。太可怕了。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我们还以为她去参加学校的实习了。警察上门时——她说她去实习，我就相信了，去什么学校集训。听起来没问题——我根本没想到——她可会撒谎了。她老是撒谎。她跟我住了三年，我还是没能——我是说，我没能让她改掉撒谎的毛病。”

“她都为什么事撒谎？”斯特莱克问。

“随便什么事，”哈兹尔说，挥了一下手，“某天是周二，她会说是周三。她的有些谎毫无意义。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这样。我不知道。”

“她为什么要来你这里住？”斯特莱克问。

“她是我——她是我同母异父的妹妹。我二十岁时，爸爸去世了，妈妈嫁给一个同事，生下凯尔西。我们相差二十四岁——我搬出去自己住了——我更像她的舅妈，而不是姐姐。三年前，妈妈和马尔科姆在西班牙出了车祸。酒驾。马尔科姆当场死亡，妈妈昏迷四天后，也去世了。我们没有其他亲戚，我就叫凯尔西搬过来和我们一起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