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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我今天才能从银行取出钱来。怎么啦？”

“瓦尼尔八年来一直在敲诈您，是吧？是因为1933年4月26日发生的什么事吗？”

她眼睛深处闪过一丝恐慌的神情，但藏得很深，很微弱，好像早已在那儿，只是短暂地对我露了个面。

“梅尔对我说了一些事情。”我说，“您儿子告诉我他父亲是怎么死的。我今天查了下当时的记载和报纸。意外死亡。在他办公室楼下的街上发生了一起事故，许多人都从窗口伸出头来。他只是伸的幅度太大了。也有人以为是自杀，因为他破产了，并为他家里保了五万的人身保险。但验尸官很善良，没作深究。”

“噢？”她说。这是一种冷漠生硬的声音，既不是嘶哑的嗓音，也不是气喘声。只是一种完全冷漠和生硬的声音。

“梅尔是贺拉斯·布赖特的秘书。一个性格有点古怪的小姑娘，胆小、没有城府，心智上还是个小女孩，喜欢将自己戏剧化，对男人的想法很老派，反正诸如此类吧。我猜想他一时喝多了，对她动手动脚，把她吓坏了。”

“是吗？”声音还是那么冷漠生硬，像一根枪筒戳向我。

“她内心萌发了不良的念头。她一有机会便对他下了手。就在他向窗外探出身子的时候。对不对？”

“说明白点，马洛先生。我不怕把话说明白了。”

“天哪，您要我说得多明白？她把她雇主推出了窗外。简单地说，杀了他。还侥幸逃脱惩罚。得到了你的帮助。”

她低头看着紧紧攥着牌的左手。她点了点头。她下巴轻微地上下抖动。

“瓦尼尔有什么证据吗？”我问，“或者他只是凑巧看到发生了什么，就跟您要钱，您便时常给他钱以免闹出丑闻——还是因为您真的喜欢梅尔？”

她又打了一张牌后才回答我的问题。态度如石头般镇定。

“他说起一张照片。”她说，“但我压根不相信。他不可能拍下什么照片。要是他真的拍了，他会给我看——迟早会的。”

我说：“不，我不这么认为。这可能是一张意外拍下的照片，即使他凑巧手上正好有相机，因为要拍的是楼下大街上发生的事。但我觉得他可能不敢给您看。不管怎么说，您是个相当强硬的女人。他可能害怕您会把他给收拾了。我觉得，他这样一个骗子是会这么想的。您给了他多少钱？”

“那跟你没——”她刚要说就住了口，并耸了耸她那宽宽的肩膀。一个有力量的女人，强壮、坚强、无情，能够担当。她这么想。“一万一千一百美元，还不算今天送去的五百美元。”

“啊，您真是好心，默多克夫人。总的来说。”

她微微摆了摆手，又耸耸肩。“这是我丈夫的错。”她说，“他喝醉了，做了下流的事。我不认为他真想伤害她，但如你所说，她吓得魂不附体。我——我不能太怪她。这些年她也很自责。”

“她必须亲自送钱给瓦尼尔？”

“她是想赎罪。一种奇怪的赎罪方式。”

我点点头。“我猜想那是她的性格。后来您嫁给了贾斯珀·默多克，把梅尔留在身边，照顾她。还有别人知道吗？”

“没有。只有瓦尼尔。他肯定没告诉别人。”

“未必。我不这么认为。不过，现在一切都结束了。瓦尼尔完蛋了。”

她慢慢抬起头来，久久凝视着我。她灰白的头颅像是山顶上的一块岩石。她最终放下纸牌，双手紧紧按着桌边。指节都发白了。

我说：“我外出的时候，梅尔去我的公寓了。她要求门房让她进去。门房打电话给我，我说可以。我很快回家了。她告诉我她杀了瓦尼尔。”

室内很安静，她的呼吸声像是轻微而急速的低语。

“她包里有把枪。天知道为什么。我想是出于保护自己免受男人伤害。但有人——我猜是莱斯利——在枪膛里卡了一粒口径不对的子弹，这样枪就不能伤人了。她告诉我，她杀了瓦尼尔，说完就晕倒了。我找了我的一个医生朋友。我去了瓦尼尔的家，门上有把钥匙。他躺在一把椅子上，早已死了，尸体已冷并僵硬。梅尔到那儿之前很久就死了。她没有开枪杀他。她对我说的只是她的幻想。医生勉强对此作了解释，但我不想多说让您厌烦。我想您都明白。”

她说：“是的。我想我明白。现在怎么样？”

“她睡了，在我的公寓里。有个护士在那儿。我给梅尔的父亲打了长途电话。他要她回家。您觉得这样行吗？”

她只是凝视着我。

“他什么也不知道。”我马上说，“不论是这件事还是那件事都不知道。这我能肯定。他只是要她回家。我看我来带她走吧。现在这似乎是我的责任。我需要瓦尼尔没有拿到的最后五百美元——作为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