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履历表（第3/5页）

这八年之间的工作，做得最久的是一年半，短的只有半个月，平均一份工作做半年左右。先前提到的大阪的贸易公司，我做了一年就跑了。后来流浪到了伊豆半岛的时候，我初次邂逅了谷崎润一郎的小说，那是一则叫《金色之死》的短篇，内容近似于爱伦·坡的《阿恩海姆乐园》（The Domain of Arnheim）或《兰多的小屋》（Landor's Cottage）。我原以为日本就只有自然主义小说，没想到竟也有这样的作家，为此惊异不已。从此以后，只要是谷崎的小说我必定阅读，接着又爱上了佐藤春夫、芥川龙之介[6]、宇野浩二。

这场流浪之后，我失业长达半年，之后在手提式打字机的商行工作了约两个月。后来在父亲朋友的介绍下，进入三重县鸟羽造船厂电机部的庶务股工作，在现在的鸟羽市住了一年多。不过在此期间，我也一天比一天懒得出勤，在单身宿舍的房间壁柜上层铺了被褥，大白天也躲在里头睡觉。因为柜门关着，同事都以为我上班去了。我就这样盯着壁柜的天花板发呆，满足我天马行空的癖好。这时候的经历与后来的《天花板上的散步者》这部小说的创作不无关系。此外，我也曾经有过一些奇特的行为，比如三更半夜失踪，把众人吓得人仰马翻，结果却在镇上禅寺的大厅里一直坐到早上。

“人为何存在？”“人为何而生？”当时我净思考这样的问题。

在鸟羽造船厂工作期间，我第一次读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以及《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日文版，深受感动。从少年时代开始我就读过不少小说，但这一生中最能让我感动的，想来还是爱伦·坡、谷崎润一郎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

后来我在鸟羽也待不住了，就去了东京，靠着区区千圆的资金，和两个弟弟在团子坂的街上开了一家名为“三人书房”的二手书店。

这时期的经历后来反映在小说《D坂杀人事件》上。经营这家店时，我与在鸟羽造船厂时认识的妻子结了婚。当时的财务已经够窘迫了，我却还为浅草歌剧的名歌手田谷力三[7]成立了后援会，花了不少钱。后来终于走投无路，无可奈何之下接了漫画杂志《东京PACK》的兼职编辑工作，但也因为种种因素，持续了不到三个月；最后实在穷途末路，开始吹起风笛，拉起摊子，开起中华拉面摊来。这是个在深夜营业的辛苦生意，钱是赚了不少，但身体实在无法负荷，只做了半个月就放弃了。

我再次厚着脸皮向川崎先生求助，请他安排我到东京市政府当差，可还是干不下去，我经常无故缺勤，半年就被炒了鱿鱼。然后我逃到大阪，在父亲朋友的介绍下成了《大阪时事新报》的记者，可也只做了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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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回到东京的我在前辈的介绍下，成了日本工人俱乐部技师工会的书记长，编辑工会的杂志，这份工作做了一年半。工会委员里有个叫春田能为的人，我与他相当投缘，他就是后来几乎与我同时涉足侦探小说创作的甲贺三郎[8]。

之后我进了介绍我去工人俱乐部的前辈的公司，一家名为郊北化学研究所的发油制造商，在那里当了半年经理后又逃到大阪去了。但这次没能很快找到工作，从大正十一年的夏天到秋天，我在父亲家无所事事了半年左右。那时候我已经有孩子了，一家三口赖在穷困的父亲家里，委实如坐针毡。为了排遣无聊，我把纸箱翻过来当书桌，写了两篇短篇侦探小说，寄给《新青年》[9]的总编森下雨村先生。《新青年》经常刊登翻译过来的国外侦探小说，这一点刺激了我。我寄去的是《两分铜币》和《一张收据》，森下先生对这两篇作品赞不绝口，甚至附上宣传文章说日本也出现了不输给外国作家的侦探小说家，在大正十二年四月号先刊登了《两分铜币》，两三个月后再刊登了《一张收据》。从现在的眼光来看，那两篇作品实在不值一提，但因为当时没人写侦探小说，才能先声夺人，一直到后来，这都让我蒙受其泽。

可是拨拨算盘，稿费一页一圆，即使一个月能写出一百页，也只有一百圆的收入，这实在不够吸引我成为专业的侦探小说家。写完这两篇稿子之后不久，我就被大阪的律师事务所雇去帮忙，做了半年左右，再经人介绍进入大阪每日新闻的广告部。那里即使是新进人员，除了月薪以外也还有奖金，一个月可以多领到五六百圆（月薪的五六倍）。所以一页一圆的稿费，实在无法打动我，让我下定决心转业。因此处女作发表之后的两年之间，我只在工作之余写作，仅发表了五篇短篇而已。

可是大正十三年底，我写下《D坂杀人事件》、《心理测验》（隔年发表）时，稿费已经涨到两圆左右，其他杂志也开始向我约稿，这段期间的行情甚至涨到一页四五圆。我想这样的收入维持生活应该没问题了，便辞掉了每日新闻的工作，在大正十四年正月搬到东京，成为专业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