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临时家长会 第三节（第2/3页）

我想，连向来很坚强的我都吓得逃了回来，其他人肯定也不例外。妈妈是从晶子的妈妈口中听说出了事。

晶子头上受了伤，被哥哥领回家，并且向妈妈报告说惠美理在游泳馆出了大事。晶子的妈妈正准备去看看是什么情况，碰到我妈妈，就一起去了小学，中途又碰到纱英的妈妈背着纱英回家。

当时惠美理的妈妈在游泳馆，派出所的警察和由佳也在，平时不引人注目的由佳很清楚地讲述了目击情形。

你干什么了？这种时候你才应该表现得最冷静，为什么只有你躲在这里？真没出息！

没出息，没出息……我被这么骂着，头上、背上挨了好几下，我边哭边反复说对不起，可是我不明白是为什么又是在对谁道歉。

各位可能已经清楚，只有我逃跑了，其余三个人都很好地完成了任务。向惠美理的妈妈报告女儿的死讯一定很可怕，给平时根本没有打过交道、一脸严肃的警察讲述事情经过也一定很可怕，在那里守着尸体更可怕。

我没有勇气。不仅如此，由于遭遇这样的事，我失去了重要的东西。

我失去的是我存在的价值。

我也单独接受过关于惠美理被杀案的调查取证，可多数情况下还是在老师和父母的陪同下四人一起接受询问。问题诸如：嫌疑人从哪里走过来的，是如何搭讪的，服装、体型、长相是不是和哪个明星类似之类。

我拼命回忆案发当天的情形，而且总是抢先回答。是负疚感驱使我想弥补过失，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当妈妈陪我去的时候，她总是趁周围人不注意捅捅我的背说：“你带头说。”

可令人吃惊的是，在我后面回答的孩子一一否定了我的说法。

“他穿着灰色工作服。”

“不对，带点绿色。”

“眼睛细小。”

“是吗？我倒不觉得。”

“看上去挺和蔼。”

“胡说。一点都不和蔼，只是他说给我们买冰激凌，才会有那种感觉吧。”

总是出现诸如此类的对话。即使在惠美理主导一切之后，她们三个人也从未反驳过我的意见，可是这一次大家都开始否定我，看着我的眼神就像是在说：“你胡说什么？”她们还异口同声地说：“想不起嫌疑人的长相。”自己想不起来，却否定我的说法。

我想大家都察觉到只有我逃跑了。没有人直接指责我，但心里肯定很生气，很鄙视我。

她们一定会想，平时一副自以为是的样子，到头来不是你最胆小吗？现在又来出风头。

可是，如果仅仅如此，即使有负疚感，也不应该被罪恶感困扰。不管怎么说，我去了教师办公室，在这起案件中我最大的罪过不是临阵脱逃。

我犯了更大的罪过，今天是首次在这里坦白。

我记得嫌疑人的长相，却说不记得了。

从被嫌疑人搭讪到发现尸体的过程都记得，可是当被人问及最关键的一点——嫌疑人的长相，其他三个人都摇头说不知道，看到这一幕，我非常不解。怎么可能只忘记长相？我无法相信。如果是那样，就不要否定我的正确回答，我很生气，而且实际上也想那么说出来，同时心里还很鄙视她们，四人当中我学习最好，她们真够笨的。

可是，我竟然比这样的孩子还要胆小……想到这里，我脑中冒出一个想法。除我之外的三个人都独自完成了任务，这应该比四个人一起发现尸体更可怕，是不是因为当时的恐惧使得大家想不起那人的长相呢？我能记得，是因为在那之后什么都没做。

当被问及发现尸体之后大家都干了些什么时，我回答教师办公室没有人，想到需要叫个大人过来，所以就回家了。从学校到我家途中有好几户人家，有几家在参观玩偶时还拜访过，我却过门而不入跑回家，而家里尽管有爸爸和一些亲戚，我却什么都没说。

假如当时我及时向大人报告，有关嫌疑人的情况是不是可以收集得更多一些呢？产生这种想法是在最近。

当时我认为记得嫌疑人的长相是坏事。如果只有自己能正确回答，甚至警察和老师都会察觉只有我什么都没有做，然后对我进行谴责。但是，我不后悔当时回答不记得。到后来我甚至深深认识到，也许这么做反而更好。因为罪犯没有抓到。如果说记得，被罪犯知道的话，下一个目标就会是我。我说不记得，就可以保护自己。

可能因为当时交的朋友已经不只限于年龄相仿，或住在附近，而已经发展到愿意与志同道合的人交往，或者也可能是因为不想再回忆起那次凶案，总之那件事之后，我们四人就很少一起行动。升入五年级后，我加入了排球社，到六年级时成为儿童会副会长的候选人，并最终成功当选。会长一职由男生担任，所以妈妈要求我竞选副会长。交了新朋友，有了新的环境展示自己，我竭力恢复名誉。升入中学后，我带头承担学生干部的工作，还积极参加社区义务活动。所以周围的人更夸我坚强。